仇恨觀念下的和解有否可能？ 電影《昨日之花》（Die Blumen von gestern 2016）是以納粹大屠殺的調查和研究為背景，以仇恨與和解作為主題來統貫全篇的。影片一開始就渲染起的男主的神經質行為幾乎讓人崩潰，直到女主提及“被動和解”概念時，我們才認識到本片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仇恨觀念下的和解有否可能？我們常說，“仇恨”是根植人性的，是人的一種社會性本能，是人類加強某種社會聯結不可缺少的一種道德性的觀念和情感。那么，仇恨觀念下，“和解”還有可能嗎？我們不妨就本片的具體情節對這一問題稍作探討。 顯然，仇恨在人性情感中不占絕對優勢，否則，人類早就被自己的仇恨湮沒了。人類之所以延續至今，是因為人性中還有和解的需要。就本片而言，女主沙茜·林德奧是猶太后裔，男主托蒂拉·布魯門則出身納粹家庭，沙茜的祖母死于里加毒氣車事件，而炮制這一事件的元兇正是她祖母的同學——托蒂拉的祖父。沙茜在了解自己家族這一背景下，形成了嚴重的創傷性人格，為此，她試圖通過實踐馬雷夏的“受害者和施暴者理論”來尋求解脫，但收效甚微：她無法同其他德國男人達成“被動和解”，實現真正的“超我”。如同解鈴還須系鈴人一樣，加上被托蒂拉的才華所吸引，她最終來德國找到托蒂拉。馬雷夏理論提供了一種和解的方式，即便它不對所有人適用，但只要它具有一定的普適性，那就說明除了“仇恨”，人性中還有“和解”的愿望，無論針對施暴者的后代，還是受害者的后代，制造一種“被動和解”至少是尋求自我，“超越自身牢籠”的一種有效方法，而對于像沙茜這樣的人來說，“猶太裔”、“大屠殺受害者”等標簽顯然可視為是“牢籠”的一部分。然而，當她與托蒂拉有了孩子，這個孩子有著施暴者和受害者兩方的血統時，誰還會在意她曾經的受害者的身份呢？由此，她便會獲得一種精神上的自由感。 男主托蒂拉是個悲情的存在。他本能地瞧不起波蘭人，但他似乎又故意地把自己搞得不像一個德國人：暴躁、不守時、亂扔口香糖、告密，以至于成了同事眼中的心理障礙者。即便這樣，在魯賓斯坦太太這個大屠殺幸存者那兒，他得到的仍是仇恨和敵意：對方除了言語傲慢，還有人身攻擊；魯賓斯坦太太希望將痛苦回憶與人分享，但她不愿意和不理解這份痛苦的人交流，即使他對大屠殺作了許多研究，他也不是個值得信任的人，原因似乎很簡單，因為他的納粹家庭背景。 仇恨一般是基于某種倫理要求而產生的，即使發生在親人間，只要這種倫理要求仍被奉行，仇恨便會存在，和解就不易進行。托蒂拉雖出身納粹家庭，但他一直做著“大屠殺”研究，一直在努力彌補，但卻越來越糟。原因是：他寫了他祖父的納粹行為，這可能導致他兄長入獄，因此他被家庭成員視為告密者，連他那癡呆了的母親都不認他這個兒子，而一直念叨著他哥哥的名字。顯然，是因為“告密”一般被認為是可恥的行為，他才會如此被家人不理解。在親人間尚且如此，在非親人間，在不同民族或種族間，一旦產生某種倫理規則支配下的仇恨，要想和解就更困難了。當沙茜得知，托蒂拉不僅“告發”了家人也告發了許多猶太人，因為他有識別猶太人的本能，沙茜無論如何都無法原諒他，即使他們已經達成“被動和解”，即使他解釋他當時年齡尚小而無法明辨是非。她可以和施暴者后代和解，但仍無法和一個直接施暴者和解，顯然她無法逾越倫理規則的那道坎，因此，在這種仇恨觀念下，和解是無法達成的。 最后，比較吊詭的是，那位大屠殺幸存者魯賓斯坦太太信誓旦旦要將痛苦記憶分享給能夠理解這份痛苦的人，但梅賽德斯公司輕易用一萬歐元便買動了她上臺演講，當年不知為何而遭納粹仇恨的猶太人，現今可有什么改變？一旦有人認可這一點：“沒有什么比將人類遭遇商業化的事更可恥的了”，魯賓斯坦太太般的猶太人是否又埋下了一顆讓人仇恨的種子？（文/石板栽花 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 ps.感謝FIX昆侖德語字幕組提供本片中文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