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818 以下是我在看《北之櫻守》的全程溜號中想到的幾個事情。 因為沒法活在輿論真空里，所以各種各樣的觀點我們多少都會接觸到，比如對一些涉及戰爭題材的日本電影的批評。“片面強調本國民眾遭受的災難，刻意忽略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傷害”，宮崎駿的《起風了》、山田洋次的《小小的家》、電影旬報十佳《在這世界的角落》，在國內都遭遇過類似的爭議。 于是在看到日軍軍服這個已經被賦予了極強象征意義的符號的時候，我幾乎是條件反射地想到了這些批評。 其實“苦難敘事”作為一種題材，國內也有不少，文字上有傷痕文學，影像上也有《芙蓉鎮》啊《藍風箏》啊《闖入者》還有《陸犯焉識》啊。拿《陸犯焉識》來說，我們對它也是不太滿意，主要是，它有沒有積極的意義呢？應該是有的，因為還是說了一些有必要去說的東西。 但是它有多大的意義呢？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因為很明顯它說得不夠多，所以不僅是對“真實”本身，還是對基于真實的思考來說，它都不完整，自然也要在價值上打折扣。 換個說法就是，涉足一個題材只是第一步，深入它則需要做得更多?？嚯y敘事的作品也是一樣，這里作為題材之源的“苦難”是一個宏觀詞匯，它指向的是戰爭或運動等事件帶來的大范圍和全方位的影響，其中包涵的東西很多，單獨拿出來什么都不可能完成一個全景的拼圖，更何況有的還需要進入表面以下去分析，這也就注定了單一視角的詮釋方法是肯定會受到懷疑的。 這么一想，類似于片面強調刻意忽略這樣的批評也就合理了。不過這種合理性是建立在把苦難敘事的定義確立為客觀標準的前提下才成立的，但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同樣的批評話語，很有可能是出于作為戰爭受害者的我們的義憤，也就是民族情感。一樣的結論，卻出于不同的原因，這個局面看起來奇怪，其實也不過就是因為評價標準由客觀變成了主觀。 這么一變，雖然不影響結果的實體，卻損害了結果的可信性。因為以預設的身份去觀看和評價，也就意味著很可能有了一個預設的立場，或者更加有害的，有了一個先導的情緒。如果預設了立場，我們多半是傾向于對它證實而不是證偽，而為了證實，比如說戰爭受害者的這么個立場，就要求我們給自己賦權，進而使用這個權力去向對方要一個說法。這在國際政治上完全行得通，輿論場上討論相關問題也都可以，但對一部電影…… 我雖然不能完全肯定，但看起來它們也不像是被拍出來然后拿到受害者面前去宣傳的呀，就像我們的歷史劇，怎么拍、怎么看、怎么評價都是我們自己的事，如果不停有老外跑過來說這么拍不行不行你們應該那么拍，這是不是很奇怪呢？并不是說這么做于理不合，很多如此批評的人既沒有惡意也不極端，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賦權以至于使用被賦予的權利都是很嚴肅的事情，門檻太低的話就會有濫用的嫌疑。權利的濫用會導致權利自身的庸俗化，進而讓行使權利的人產生某種偏見，偏見又會讓我們看到的東西變形失真，不過這種特定偏見導致的失真并不隨機，而是往往指向我們預設的那個立場。 所以預設立場是傾向于循環論證和自我強化的，很容易讓人陷進去而不自知。我們站在預設立場上進行的每一次批評，其實都在透支追求理性的那部分人的耐心，同時也在鞏固以情緒代替思考的那部分人的思維定勢——很顯然這兩樣都不是什么好事。更何況，用這樣的方式去拿到一個本可以更加有說服力地取得的結論，實際上是事倍功半而得不償失的。 受害者有權要求補償，但在我們行使權利的時候，我們是否意識到了自己實際上是擁有這項權利的呢？或者我們只是在跟隨著流行的民族情緒作出下意識的動作？民族主義可以凝聚人心，反過來也可以煽動排外，一百年前我們需要前者，但現在更需要的是提防后者。 當然回到這個片子，它也不是非得按我這么看，比如它也可以被理解成是講了一個母親贖罪的故事?！耙粋€人，背負著負罪感過了半輩子，本來是國家和社會的失控造成的災難，卻要由個體來負責，這是公平的嗎？”這么一來，比起基于特定背景的苦難敘事，它的主題就變成普適的了。如果想要跳出族群利益這個充滿對抗性的圈子，這個方向可以試一試。 歡迎關注公眾號拋開書本“（paokai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