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離人》與現代生活我發現我的神經不再屬于我，缺氧的腦袋不能支配雙手。——永邦《支離人》電影自其誕生以來，一直受哲學家、精神分析家們等人青睞。因為，一場電影好比是一場夢，片段與片段相互拼湊，所映射出的正是人類內心的“不可言說”，于是，哲學家、精神分析家們便可歡天喜地從中尋找驗證自己理論的證據。為此，齊澤克還曾拍過部略有些怪異的紀錄片，叫《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表面上，這位當代大哲似乎在循循解讀各類影片，而實際上，卻是將電影拿來當自己學說的注腳。于是，一路看下來，感覺不像是看完一部紀錄片，倒像是讀了一篇論文。照此邏輯，電影，乃至生活中的各種瑣事，都包含了某些形而上層面的東西，等待著如齊澤克等哲人去發掘。雖說這種帶著“有色眼鏡”看世界的方式多少有些別扭，仿佛《紅樓夢》中賈瑞端著風月寶鑒看鳳姐，明明一個大美人，叫鏡子這么一照，全然只剩一副骷髏而已，不過，有了這種讓我們多繞幾個彎兒來思考一些問題的“看法”，在某些時候，倒也可作為“裸眼”以外的一種補充，畢竟只是少數人這么干嘛。幾年前，一次偶然（輸錯了關鍵詞），找到一部極詭異的電影——《支離人》。想著隨緣即觀之，乍一看，此片制作實在算不上精良，劇情也不甚出彩，查了相關資料后發現，主角杰夫·法赫竟在著名的B級片《刑房》中也出演過，而導演埃里克·瑞德更是慣于拍攝恐怖電影，于是恍然大悟，敢情這片兒就是個B級片以上、商業片“未滿”的電影。全片劇情倒是簡單。心理醫生比爾不僅是老師，還幫犯人做心理輔導，在一次車禍中，他的右臂必需截肢，主治醫生韋伯為其做了移植，而且手術相當成功。但是，當比爾回家后，他開始覺得不對勁，常常有血腥、殺人的畫面在他的腦海劃過，于是他去做了指紋比對，發現這只手屬于一個已被執行死刑的殺人犯，而那個殺人犯曾殺過五個人。因此，比爾開始懷疑這樣的手術是否會影響到他的，于是他找到另一個也接受過手臂移植的人，那個人是一位畫家，自從他移植了犯人的手之后，他所畫的畫全都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另外一名接受雙腳移植的病人，自從接受了雙腳移植之后，當他開車時，腳常常會突然不聽使喚，而差點發生車禍。而事情更為詭異的是，原來這名殺人犯還沒真正死亡，他正通過韋伯醫生想恢復自己的身體，于是正邪對戰將故事推向高潮。結局當然是邪不勝正，憑著主角光環，比爾終于破壞了殺人犯和邪惡醫生的復活計劃。不過，這里也留了我們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身體在生活中到底居于何種地位？1、不受控制的身體喜劇片中，常出現這樣一類場景，出于某種原因，主角的身體不受自己控制，結果做出很多令人捧腹的滑稽動作，典型如《摩登時代》中的卓別林。當然，因為是喜劇片，所以，滑稽動作最終導致的不過是小麻煩不斷，終究都沒釀成什么事端。不過，轉到恐怖片，這就不是小事兒了。《驅魔人》中，小女孩的身體被邪靈占據，《閃靈》、《咒怨》中，怨靈寄宿于主角們的身體上，每一個活著的人都可能被轉化為邪惡實現其意志的工具。事實上，在今天，不受控制的身體，簡直就是一種常態。你以為是自己要學習，實際是公司、社會彼得急；你以為是自己要減肥，實際是老板默默地將升職加薪機會給了比你年輕貌美身材火的同事；你以為是自己要結婚，實際是家中父母催得緊。 但是，一旦承認了存在全然與自己意志無關的行動，某種意義上，這些“被動”行為在讓人極其難堪的同時，也讓人產生一種“解脫感”：嗯嗯嗯，這不是我自己做主得了的，是別的東西控制了我。于是，在這種被控制之中，我們內心生出了從既定義務中逃離的快感。說著說著，我們似乎走到了黑格爾所謂的“主奴辯證法”的領域中。一方面，主人似乎作威作福，奴隸在這樣的權勢面前只有卑躬屈漆，另一方面，主人則是牢固地被供養奴隸的義務所“控制”，而奴隸則在其中找到了逃離義務的“快感”。從這種角度出發，電影《支離人》可以被理解為主人公逃離自己所犯罪行的一種“借口”。當比爾與其他接受移植手術的人感受到因移植而獲得某些“好處”時，他們是相當享受這樣的意外收獲的。比如，原先畫家的畫相當中規中矩，而在移植手術后，畫風大變之后暴得名氣，縱然自己已經覺察到有些不對勁，但他對此視而不見，而是將其合理化為靈感突發。但是，當“好處”轉變為對人對己的“壞處”時，比爾敏感地覺察到這種轉變，并采取了某些行動試圖消除負面影響。直至最后，他將這種罪惡行為歸結至外在力量的影響。難以區分的是，在這只“邪惡的手”還屬于自己的時候，我們如何判斷，罪行到底是由誰犯下的呢？是它現在的主人，還是它的原主人？2、身體的罪惡？靈魂的罪惡？要分析上面的問題，有一個人必須提到，那就是笛卡爾。別以為笛卡爾只是一個“坐標系”的命名者和發明者，在西方思想史上，笛卡爾可說是一名與愛因斯坦齊名的奇才。雖然，我們都知道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正是因為這句話，笛卡爾才更為虔信上帝。我思故我在，通過“思”的活動，讓自我找到一個確實存在的證明，但是，這個自我是僵化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之中，還存在著諸多“自我以外”的事物，如果不解決自我與世界的聯系問題，那么，自我就像是在海里嗆了半天水、抓不著救生艇的落水者，最終不免因為體力匱乏而淹死。如果說，為自我存在找證明已經夠普通人想一輩子，那么，怎么將這個自我與世界相聯系，這才是讓天才笛卡爾想破腦袋的事情。萬般無奈下，笛卡爾只得求助于神學，搬出“上帝”這個萬金油。他說，嗯，正是有上帝的存在，才讓自我與世界有了確定與實在的聯系。但是，這樣的論證為后來所謂的“身心二元論”留下了隱患。笛卡爾說：“是靈魂在看，而不是眼睛在看。”在“我思故我在”的論證中，自我以心靈的方式得以呈現，與此相對的則是世界。透過萬能的上帝，自我找到了一條救生艇得以將自己送到彼岸的世界。而“身體”作為心靈與世界之間的橋梁，處于一種較為尷尬的境地，它既是心靈延伸的極限，也是世界接觸心靈的窗口。有上帝存在，一切OK，但是，當啟蒙的力量將上帝“驅逐”，身體的難堪處境就進一步凸顯了。另一方面，在古希臘文明廢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神學，拋棄了原先古希臘人對“身體”的崇拜（這種崇拜尤其體現在古希臘羅馬的雕塑藝術中），“身體”被認為是低等的，是劣于靈魂的，只是靈魂的暫時居所、以及束縛和讓其墮落的源頭。于是，笛卡爾的身心對立，與基督教的鄙視身體，奇妙地結合在一起，變成了一種禁欲的身體觀。身體必須時時刻刻置于“被規訓”的位置上。一旦放松警惕，來自不可知世界的邪惡力量就會透過身體來作祟，最終讓靈魂墮落。 3、移植——邪惡的轉移如果說，在過去，個體的墮落還只是間接地影響到他人，那么，移植這種方式，變相地將邪惡之源直接接到了我們的身體之中。梅洛-龐蒂認為，物體之所以是某物依然依賴于身體對它的把握，所以“物體是在我的身體對它的把握中形成的 ”，物體并不能脫離身體的感知而成為物體（或者說具有其存在的意義），因此“物體不可能與感知它的某個人分離，物體實際上不可能是自在的”。 這種物體在身體的把握中存在的特點，在身體把握自身時，問題就變得復雜了。身體又是如何把握自身以及與自身類似的身體呢？尤其是在影片中的“移植”案例中，當原先作為“異質”的身體，被新的身體所接納時，作為主體的身體如何對待曾經是客體的身體。而這一問題也涉及到，如何處理寄宿于被移植身體的靈魂的部分。當身體還是一個整體時，問題并不存在，因為，身體與靈魂是協調一致的，謹慎的身體與謹慎的靈魂相對應，而罪惡的身體與罪惡的靈魂對應。任何針對身體的懲罰，同時也是對于靈魂的懲罰。但是，移植這種技術手段讓身體的統一性被打破，一種身體與靈魂的錯配便產生了。身體在面對外在的事物時，只需簡單地將之視為純粹的“客體”即可。為了恢復被打破的統一性，作為主體的身體試圖讓客體的部分身體服從自己的安排，但是，這個所謂的“客體”本身就是另一個“主體”，如此，身體就成了主體之間的斗爭場所。4、廣義的“移植”當然，一般情況下，很少人會經歷移植手術，但是，技術進步讓我們面臨另一個相似的問題，即手機等移動設備的使用。麥克盧漢曾言，媒介即人體器官的延伸，當我們每天超過4個小時和手機難以分離時，某種意義上而言，手機儼然就是被“移植”到了我們的身體上。即使我們爭辯說，手機是純粹的技術產物，是冷冰冰的“物”，與那種寄宿著邪惡靈魂的身體不同。但是，當手機中一條條信息跳躍、提醒人們做這做那時，我們難以分辨，其中是否真的就沒有靈魂存在。這就如曾流傳過一個段子所說，如果有一天外星人造訪地球，他們會發現，統治地球的是一種會排出污穢氣息、發出轟鳴怪聲、方方正正的鐵家伙們——汽車，而人類不過是寄宿于這些鐵家伙之中的寄生蟲。僅僅從外在表現來看，我們很難說清手機里沒有一個自主的靈魂。于是，這種另類的“移植”就意味著身體的統一性再次受到了挑戰。我們常說，現代性或后現代性將所有人的生活拖入一種碎片化的狀態中，但這種大而化之的概括并不能讓人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實際上，正如之前說過的，一個撕裂的身體在今天必然是一種常態。不多說了，我的手又不受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