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評論內容包含劇透，介意慎入） 《好東西》在觀念光譜上，無疑可列入簡中乃至華語影史最進步的作品（當下只有臺灣影視劇可與之并置），它在至少兩個層面完全更新了國內小妞電影的范式：一是全片主要角色中已沒有一個傳統父權形象的男性（eg《出走的決心》中的姜武）。二是對LGBT角色的正常化呈現，無論作為誤會情節還是背景路人。簡言之，基于性緣的關系只是一種選項，甚至是不那么“好”的選項，宋佳火力全開的全能媽媽狀態，如同一種宣告：女性不僅走出父權制的桎梏，也徹底走出兩性關系的淵藪，進入一種自主、自為、自在的領域。女性甚至反客為主，玩味男性是不是工具（“男人可好玩了”成為兩位女主的思想交鋒），這種先進、近乎科幻、不乏挑釁的觀念設置，至少在院線是沒有過的，和楊笠一樣有種“大膽說出心聲”屬性。在我看的點映場，女性觀眾的笑聲超過點映場的《芭比》，讓人感到一種現場看演唱會或看球的狂喜——女性不僅上了臺面，而且主控全場，“改造游戲”。（BTW，如果你仔細看楊笠的脫口秀，在爭議的“普信男”之外，她也說了很多對自己生活的思考。）如果說直男始終無法擺脫性的本能誘惑，那女性至少在觀念上，展現出對自己身體、關系和生活更廣泛、多元的面向，活出超越“重復苦難敘事”的輕盈。 這種輕盈也建立在操作喜劇類型的駕輕就熟，《好東西》的劇作延續了《愛情神話》群戲那種指桑罵槐、短兵相接的爽利勁，對各種“禁忌”話題明敲暗打、破除羞恥：月經、濕了脫、打拳、舉報、封號、鼓掌和LGBT，這種針砭時弊的辛辣，走出馮小剛、開心麻花之外的當代語言喜劇之路。其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是把“好”和“直面真實”聯系起來，奪回對“好”（也可拆字為“女子”）的主宰：痛諷假模假式的女權表演，也不假裝不需要男人，不假裝去過外國，也不假裝喜歡演出，掃射一切外部的偽善，也反思自己“為什么不能搞砸”——對種種“好”的揚棄，與女性走出刻板性別角色結合在一起，鑄就一條充滿自愛的自由之路，全片貫徹的“不要撒謊”，不僅對微觀的家庭教育，也在指向更大的層面：種滿菜囤滿貨的房間、夜晚路人合唱《明天會更好》、以及匯報演出的交叉蒙太奇，這些場面在銀幕留存了那些被試圖抹去的記憶，正如家務擬音暗示的“未被注意”，也正如小孩上臺前躲柜子象征的，上臺，不僅是性別觀念，也是政治觀念的出柜。在當下，這種正視的勇氣，以及巧妙呈現的智慧，可以說是進步主義最高水平的show。 然而，在所向披靡的Her Story中，影片也處在一種嘲諷與寫實的張力中：過強的戲劇性，使得部分人物、部分戲碼失真，像在梧桐區演繹評論區，尤其是男性角色，如果說趙又廷一本正經地說“我以前學習得不夠”還能算（利用演員特質）諷刺“女權表演家”，那兩位“雄競”男性恰好通過打車相遇，互說“我們占了性別紅利，有原罪”，這種“畫皮”完全失去了現實根基（沒有兩個直男之間會這樣說話），類似的還有胡醫生對小葉霸總上身的“愛我便是”，這些片段讓人感到濃烈的嘲諷情緒遮蔽了現實邏輯，人物在給定的功能里完成諷刺的爽感，更像那些定向投喂的短劇。 更深的問題，是那些在嬉笑怒罵背后預設的東西。比如《好東西》的取景地在徐匯區的岳陽路附近，那里租一套帶陽臺的2室1廳可能要1.5萬元，而2023年上海市城鎮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還不到1.3萬，全國水平是5000（私營）和1萬（非私營），事實上，梧桐區所屬的徐匯黃浦靜安長寧4區，其人口合計占上海市的比例還不到15%，如果考慮狹義梧桐區（原法租界）人口更少，而全國有6億人月收入不到宋佳月租的十分之一。這樣的數據對比給了我們更多角度，去思考“宋佳們”得以可能的階層條件和社會結構，影片里呈現的看完live走路回家，家門口有可以同時買到水果、洋酒和面包的grocery，以及第一梯隊的公立小學——這種原租界里的生活，從階層角度看，有多大代表性？會不會是某種“上海折疊”，某種本土版的“我在上東區做母親”？ 對創作者來說，展現自身的處境同時是犀利與局限所在，邵藝輝的筆下不乏煙火氣十足的人物，比如周野芒飾演的門衛大叔，但在深紅盡出的此刻，也會有種圈層的隔膜感，當女權主義升向剝去畫皮、改造游戲的next level，似乎也劃出一種高語境、高門檻的觀念租界：她們的“附近”已經沒有一個傳統爹味男性，男性不僅已經友好，還在爭取“明白”（參見章宇與宋佳和面的戲），那影片里網絡留言泛濫的惡意哪來的呢？現實里的抵制和翻紅又是如何發生的呢？另一方面，女性追求的自由是什么樣的自由？直播帶貨是對自由的壓迫嗎？那些飲食咖啡酒水香煙的消費呢？現實里的媽媽真的敢得罪小孩的老師嗎？這些東西，就是被影片戲謔的口頭禪“結構性問題”，which并沒有那么容易一筆勾銷。一部鞭辟入里擊中時代情緒的電影，必然也會經受對其“社會性”的考察，對階層的選擇性視角，就可能會帶來一種對現實的微妙扭曲。當然可以說，自由多元開放也是真實存在的，就像萬圣節活動，但假如我們承認女權主義從個人到政治的普世性，假如我們希望進步價值能夠實現當下的啟蒙，假如我們從20世紀能吸取什么教訓，那這樣的問題總會如影隨形：好的東西，在何種層面上能被接受？在何種條件下能實現？對好東西的追求，會不會導向壞的未來？ 現實還體現在都市影像的塑造，全片浸淫在亮麗的梧桐區老房街景，雖然也有地鐵、學校和PSA這樣的地標，但更重要的是小店、公寓、洗衣房、餐館、酒吧、Live House這樣的室內景觀。精致，卻也偏頗。有保持身材的色拉，沒有外賣員，有平衡車，沒有共享單車，有垃圾箱，沒有環衛工人，有樹葉漏出的暖光，沒有道路施工的痕跡。這些沒有的東西，恰恰是你身處這座城市無法避開的，對比伍迪艾倫《安妮霍爾》的排隊人群，或者《股瘋》里的市井生活，本片的情境顯得更為空洞，以結尾為例，在MV式的閃回段落后，母女二人坐在陽臺，說出“我出生那年你的理想”，這種美好仍然是戲劇性的對白驅動的，影像上綠樹柔光，全景切到近景，仍是符合精致的視覺慣例，和綠箭廣告并無質的區別。作為對比，可以舉《獨立時代》的結尾，一個開門的近景，一種變幻的、微小的奇跡，讓影像從戲劇的窠臼中，進入一種無為而治的境界。——除了觀念，我們也期待作者在藝術上的精進。 注：個人評分為7分（滿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