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戰爭責任 2010年6月立教大學講師吉田則昭出版了一本題名為《戰時統制和新聞學——1940年代媒體史（戦時統制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書，這本書是在他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再整理而成的，里面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就是媒體的戰爭責任問題。 客觀地說，戰后日本對于那場戰爭進行了很大規模的反思，這里的“反思”也還是一個客觀名詞，并不帶有任何“反戰”的含義。因為除了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現類似現象而尋找戰爭責任，追究戰爭根源的反思之外，也有推卸責任或是美化戰爭的反思。但總的來說“反戰”在日本戰后的言論界是占據了主流地位的。 日本的主要媒體在戰爭問題上都是持這種態度，無論是中間偏左的《朝日新聞》，還是中間偏右的《讀賣新聞》，就連在其它問題上表現得很右傾的《產經新聞》真正在到了對那場戰爭本身定性的時候也還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糾纏。所以可以整個地說，在現在，日本的主流媒體還是反對戰爭，反對侵略的。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受批判最多的還是這些主流媒體。 戰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裝，發動和進行了戰爭的軍部已經不再存在。協助戰爭進行的政府各衙門也被美國占領軍多次分割改組，除了外務省和大藏省之外戰前日本政府的各省都已不復存在。而鼓吹開戰，力主建立德意日三國軸心的外務大臣松岡洋佑在東京審判期間死亡，剩下來的重光葵，賀屋興宣這兩位名列甲級戰犯的外務和大藏大臣雖然在戰后先后重起，分別還擔任過外務和法務大臣，但是他們無論是在國會答辯時還是在出版的回憶錄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省了自己和自己所主管部門的戰爭責任，就是說起碼他們向日本國民還有過了謝罪的表示。 而那些主流媒體呢？名稱沒變，人員構成也幾乎沒變，變化了的只是言論口徑，從戰前和戰中那些鏗鏘有力的鼓舞著日本人去“愛國”，去力戰，最后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壯語搖身一變而成了對軍部，政府和財閥的猛烈批判，往事全部如煙。對戰爭負責的只是那些軍人，官僚和政治家，似乎從來沒有過傳媒什么事，不僅如此，現在能看到連篇累幅地宣傳軍部在戰爭中是如何扯謊造謠，鉗制輿論，不讓國民知道事實真相，似乎傳媒只是單方面地受害者，只有軍部才是壞人。 事實是不是這樣的呢？其實并不完全是這樣，以臭名昭著的“大本營發表”為代表的軍部所進行的輿論操作和東條英機使用憲兵以及特高警察所進行的輿論壓制的事實確實存在，但這并不能說明傳媒是單方面的受害者，實際上如果認真追查起來就能發現軍部的言論統制和傳媒的狂熱煽動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說不清楚的問題。 關東軍發動9.18事變的理論依據是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在1929年發明的“滿洲生命線”理論。后來的甲級戰犯，當時的政友會議員松岡洋佑1931年在眾議院說過這樣的話：“我認為滿蒙問題是關系到我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我國國民的生命線。國防上經濟上必須這樣考慮”，在這之后《每日新聞》曾經接連發表三十幾篇社論，名字都叫做《滿蒙生命線論》，這才把這個“滿蒙生命線”給普及了開來。 實際上上世紀的大正年代（1912-1926）的日本的自由主義空氣是很濃的，甚至有一個叫做“大正民主主義”的詞。那時候軍部不但不能飛揚跋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不景氣中，因為傳媒的宣傳，那些不能創造生產價值，只會消費稅金的軍隊一度還是一般老百姓所憎惡的對象。 事情就是在被日本人稱作“滿洲事變”的9.18事變的時候發生了根本的變化。9.18事件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報都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柳條湖事變的消息。一直到戰后日本人才知道那次事變是關東軍一手策劃的，但當時沒有人懷疑軍部發表的有關柳條湖事變是中國軍隊所為的說法。 不但如此，傳媒對于關東軍的“赫赫戰果”還大加宣揚，對于政府一直在進行的“不擴大事態”的企圖則橫加抨擊，比如讀賣新聞1931年11月26日的社論就是這樣說的：“外交官對滿蒙權益認識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對于解決日支紛爭有多少用處非常可疑”，其他的報紙也一樣，紛紛排出專版來宣揚“堅守帝國的生命線滿蒙”。 1932年10月，舊國聯排出的李頓調查團，發表了在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的同時也批判了關東軍的《李頓報告書》，就這種批判也已經使日本傳媒無法忍受了，各報一致對李頓報告書開始了批判，連首相齋藤實海軍大將都看不下去了，在閣僚會議上忿忿地說：“論調實在太強，這些不負責任的文章實在沒意思”。 日本媒體在一戰之后一直在宣揚裁軍，1930年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時政府和海軍內被稱為“裁軍派”的一部分人主張接受裁軍，而被稱作“艦隊派”的海軍軍令部的那些人搞出來了一個“統帥權干犯”的問題，意思是軍隊的軍備和作戰一樣，是屬于天皇所執掌的“統帥權”的一部分，在政府管轄之外，所以政府不能插嘴裁軍問題。在這個時候大多數媒體還是站在條約派一邊，當時的《朝日新聞》主筆諸方竹虎在戰后的回憶中說9.18事變的當時軍部對于傳媒是否會站在軍部一邊沒有任何把握，甚至把傳媒也看成一個潛在的威脅。 但在9.18事變的時候軍部卻得到了傳媒的全力支持，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舊國聯的時候也得到了全國一百三十二家報紙的堅決支持，唯一反對就只有《時事新報》一家，怎么會在一年之內會出現這么大的落差？這里面有很大一個理由是商業主義。 1931年的時候日本的傳媒市場還是兩大報紙為主，《每日新聞》和《朝日新聞》，發行量分別是二百四十萬份和一百四十萬份。但這時候已經出現了發行量為三十萬份的《讀賣新聞》作為這兩大報紙的強力競爭對手，到了1938年《讀賣新聞》的發行量已經超過100萬份，日本傳媒界的兩大報紙成為了三大報紙。 可以說《讀賣新聞》發行量的擴大是伴隨著戰爭規模和戰線的擴大而同時擴大的，他們所販賣的商品就是包著愛國主義或者皇國主義包裝的“戰爭”。當時各個傳媒都向戰場派遣了大量特派員，傳遞用大量“日本絕對正義”，“日本精神的昂揚”等華麗的詞藻包裝起來的戰場實況，發行量都得到了飛躍的發展。而如果有哪家報紙哪怕是不當心敢于反對戰爭，哪怕是描寫了戰場上的真實情況，立即就會遭到在鄉軍人會主導的“不買運動”，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門，報紙自己就經營不下去了。 中日戰爭全面開始之后，一片戰爭贊美之聲的日本傳媒界唯一的例外是馬場恒吾在《讀賣新聞》所主持的專欄“日曜評論”了，馬場恒吾利用曾經擔任過讀賣新聞的主筆的立場一直在主張早日解決“支那事變”，實際上也就是主張早日和國民黨政府展開談判而已，但就這個主張也不能被軍部所容忍，1940年10月以后這個專欄更換執筆者，從此以后全日本的所有報紙上全部都是“斷乎一蹴”，“無敵陸軍”之類的勇猛語言了。 太平洋戰爭之前日本言論統制的法律依據是明治年間制定的《新聞紙法》和《出版法》，內務省，檢事局，警視廳，特高警察全都可以根據這兩部法律來檢查傳媒的內容，但實際上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警察并沒有更多地介入具體的事務，比如內務省的警保局對各府縣的特高課長的指示是：“和主要日報以及雜志發行所的負責人懇談”，這種叫做“內面指導”，由各傳媒自己控制。 1938年指定的《國家總動員法》把本來是各個私人企業的傳媒組織到了政府和軍部的管理統制之下，由于戰爭不斷擴大而帶來的資源不足，紙張等傳媒資源都成為了戰略物資，這樣報紙的數目也在不斷減少，1938年日本全國有739家報紙，到了1941年初以所謂“整頓惡德不良紙”的名義減少到了108家，9月底更是由“一縣一紙”的理由減少到了54家，有趣的是這種“一縣一紙”的做法到現在還是這樣，日本一個縣只有一份報紙。 如果說太平洋戰爭之前的日本媒體是自主地在配合戰爭宣傳的話，到太平洋戰爭之后就連這種自由也沒有了，珍珠港之后，主管媒體的內閣情報局立即發表了“禁止登載非經大本營許可的任何信息”的命令，傳媒作為言論機構的機能已經完全消失，成了不折不扣的國家宣傳工具。在同一個命令中情報局還明言：“禁止登載對我軍不利的消息，但是讓人認識到戰場的真相從而更加激起同仇敵愾的文章除外。” 所以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日本傳媒走過的道路就是：夸大戰果——>封鎖失敗——>鼓吹徹底抗戰這個三部曲，是一場完全的欺騙。 而且是主動地在行騙，所謂的“大本營發表”確實是謊話連篇，但那種謊話只能欺騙一下老百姓，騙不了傳媒。各個傳媒都有特派員在前線，他們對前線的了解不次于參謀本部或者軍令部，而且傳媒能接觸到外國通訊社的信息，所以各傳媒對戰場上發生著什么和將會發生什么心知肚明，但卻沒有向國民發出過任何信息。 當然真說傳媒對軍部一點都沒有抵抗也不是事實，1944年的“新名事件”可以說是傳媒反對軍部的典型事件，東條時代有個邪門口號：“用竹槍也能打敗英美鬼畜。”《每日新聞》記者新名丈夫寫了一篇文章，說要打敗英美鬼畜不能用竹槍，要“用飛機，用海軍飛機”。這一下算摸了東條的老虎屁股，東條立即下令把這位當時已經37歲的新名記者征召為二等兵，送去了硫磺島。 這篇文章確實是在批判軍部，但是真實的背景卻有點不同，新名記者當過海軍記者俱樂部的主任，這篇文章實際上和反戰或者反軍部并沒有什么關系，僅僅是日本陸海軍之間的爭斗通過媒體折射了出來，所以海軍出面說話了。當時日本的法律規定凡男子年滿20歲一定要經過征兵體檢，新名丈夫早在大正年間就經過了體檢，當時征兵不征大正年間參加體檢的，海軍就問了：“大正年間就征召這一人是怎么一回事？” 行，東條就馬上再追加征召250名大正年間體檢過的人發配到硫磺島的丸龜聯隊去。新名本人由于當過陸軍的隨軍記者加上海軍在罩著他，過了三個月就解除了征召，可是那250名大叔可就玉碎在硫磺島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日本整個傳媒界在戰爭期間的表現用曾經在那時擔任過日本新聞會會長的田中都吉的話來總結最合適：“社會上一般認為政府對新聞界施加了不當的壓力，也這是事實，但是從我的經驗來看，不如說新聞界和軍部，情報局或者內務省保持著極為良好的合作關系”。 傳媒人到底在想什么？日本歷史學家佐佐木隆曾經說過：“對于把戰爭報道作為商品的報紙來說，戰爭是最好的機會，是銷售的大好時機，企業越大也就獲利越大，沒有人會失掉這個商業機會。” 所以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前一天，《朝日新聞》還在發表社論說：“信念在一億國民的心底燃燒，默默地在各自崗位上工作所錘煉出來的火球會在一瞬間爆炸出來，這就是對敵人的暴虐的報復。”按照作者的調查，這篇社論并非受到軍部授意，而且在十天之前大本營情報局長已經向新聞界透露了日本可能已經戰敗，正在考慮如何結束戰爭的重要情報。掌握了這個信息的《朝日新聞》不但沒有設法透露這個信息，而是繼續像9.18，77，以及太平洋戰爭開戰之前那樣瘋狂地進行煽動。 這本書通過大量的資料，詳細地描述了日本傳媒界和傳媒人士在戰時的各種行動及其影響，不僅是戰時的傳媒史，而且從思想史，經濟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分析了這些行動的由來。日本的戰時媒體史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肯定會涉及到經濟領域和經濟史，一個很意外的方面就是不少日本在戰時采取的經濟措施，實際上要不然是直接出自傳媒界的主張，要不然也和傳媒界有莫名其妙的關系，這是因為當時的一些所謂“革新官僚”們的把戲，他們的自己的主張要想能夠得到推行的話就一定要得到軍部的支持，但官僚和軍人之間的互相傾軋造成這兩個集團之間關系相當緊張。官僚們在戰時經常使用傳媒來宣傳自己的觀點，因為這些理由有時干脆連知識產權都不要，把自己的觀點方法傳授給媒體人士，以媒體的社論什么的方式出面向軍部提出建議。而媒體也很樂于扮演一個“聰明的建議者”的角色，加上軍部一般對一直不惜用最華麗的語言在禮贊他們的媒體的感覺很好，所以從媒體說出來的話軍部多少都會聽。這就造成了最古怪的日本戰時媒體史和經濟史密不可分的現象，一些牽涉到戰時傳媒的著作都很難歸類到經濟類還是媒體類去。 這本書在戰時經濟史方面也有獨自的探索，吉田則昭不在局限于某些具體的例子或八卦，而是詳細地介紹了朝日新聞社論作家笠信太郎在戰時的經濟學論說，把戰時動員和經濟再編成這個大動作本身對傳媒界再編的影響以及經過再編的傳媒界反過來對經濟再編成所起的反作用放在一個“經濟新體制”下來衡量，這就使得傳媒人和官僚之間的關系變得清晰可見。 這本書的研究還不僅限于太平洋戰爭時期，對戰后的日本傳媒界所繼承了的戰前遺留下來的傳統也進行了揭露。 戰后，各傳媒和煽動戰爭有關的人物都被作為戰爭犯罪嫌疑人而送進了巢鴨監獄，但很快就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而被釋放。和德國法國等國家在戰后把戰爭犯罪嫌疑人永久驅逐出去不同，日本的這些人回到了傳媒界而且繼續把持著日本的傳媒界。這樣日本的傳媒在戰后從來沒有反省過自己。雖然迫于形勢，日本媒體不再進行戰爭煽動的舉動，但在迎合讀者，以銷售量為本這一點上沒有任何改變，這也就是日本的傳媒界即使在戰后也從來沒有給日本社會指出過正確的方向而是一再犯錯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