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方舟子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0ccs.html839年1月，30歲的達爾文與大他一歲的表姐愛瑪結婚。達爾文此前曾對是否要結婚猶豫不決，在筆記本中寫下結婚的好處與壞處加以比較。排在結婚好處第一條的是“孩子”。結婚當年年底，達爾文夫婦有了第一個兒子。此后一直到愛瑪48歲，他們共生下了10個子女。其中有3個夭折：二女兒瑪麗僅活了3星期，小兒子查爾斯在2歲時死于猩紅熱，大女兒安妮在10歲時死于肺結核。    后來有人把達爾文子女的夭折歸咎于近親結婚。這是沒有道理的。在達爾文的時代，兒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當時的英國，大約五分之一的嬰兒沒能活到1 歲。即使是10～15歲的兒童，死亡率也高達千分之五，是現在的25倍。猩紅熱在當時對兒童是一種能夠致命的常見傳染病，達爾文的朋友、后來被稱為“達爾文的斗犬”的托馬斯·赫胥黎也有一個兒子三歲時死于猩紅熱。至于肺結核，在當時更是醫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癥，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近親結婚既沒有給達爾文的子女帶來更高的夭折率，也沒有影響到他們的身心健康。沒有夭折的兩個女兒和五個兒子都很長壽（67～93歲）。大兒子是銀行家，二兒子是數學家、劍橋大學教授，三兒子是植物學家、劍橋大學的教授，四兒子是工程師、皇家地理學會會長，五兒子是科學儀器設計者、劍橋市長和皇家學會會員，可謂個個有成。只有2歲夭折的小兒子根據達爾文的觀察記錄以及從照片判斷，當是當時還不知道的一種遺傳病——唐氏綜合征（先天愚）患者，但這顯然是由于愛瑪是個超高齡的孕婦導致的：45歲以上的孕婦生下唐氏綜合征嬰兒的概率高達30分之1。    達爾文把他的子女當成了科學觀察的對象，一出生就開始詳細地觀察和記錄他們的一舉一動，從中收集證據用來證明人類的情感與動物并無本質區別，必定是經過進化而來，而不是上帝創造的。在他看來，孩子的夭折也是一個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醫學也許有一天會發現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療方法，但是宗教對此毫無用處。    愛瑪則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面對孩子的死亡，特別是她和達爾文最寵愛的大女兒安妮死亡，和當時的多數人一樣，從宗教信仰中尋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與她在天堂上再見。但她也不能明白上帝把安妮從她身邊奪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遺物，放在一個書箱中。它們至今還在達爾文后人的手中。    達爾文此前已向愛瑪明確表示過，雖然他曾經是劍橋神學院的學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細推敲過基督教的教義，發現沒有證據和理由能夠讓他接受基督教。但是他還和愛瑪、子女們一起上教堂參加禮拜儀式。在安妮死后，達爾文徹底地告別了基督教，不再參加禮拜儀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則留在外面等他們。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憶——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寫下了一篇安妮回憶錄。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當時并無明確的記載，其死因也只簡單地寫著“發燒”。但是從其發病過程和癥狀看，現在一般認為安妮得的是肺結核。在當時沒有任何藥物可以真正治療肺結核。實際上，當時對絕大部分疾病都沒有真正有效的藥物，流行的藥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屬，或者是鴉片之類的毒品，不僅不能治病，反而能對身體造成進一步的傷害。    在安妮患病后，達爾文根據一位名醫的建議，每天對安妮進行“水療”，例如用濕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鐘。在家中治療無效后，達爾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醫的療養院，在其指導下進行水療。一個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幾天，達爾文日夜陪伴在她身邊，每天寫信向因懷孕留在家中的愛瑪匯報情況，留下了詳細的記錄，讀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當時醫學界對肺結核的病因一無所知，有的認為它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認為它是一種遺傳病——這讓經常患病的達爾文更感到內疚。事實上當時對傳染病的病因都一無所知。26年后，德國醫生科赫發現炭疽桿菌，首次證明傳染病是病菌引起的。在讀了科赫的論文后，達爾文評論說：“我還清楚地記得在二、三十年前我對自己說，如果能夠證明傳染病的起源，那將會是科學的最大勝利；而我現在很高興看到了這一勝利。”5年后，科赫發現了結核桿菌。 1921年據此出現了能預防結核病的疫苗（卡介苗）。但是一直到1944年鏈霉素的出現，才有了真正能夠治愈結核病的藥物。    孩子是父母能夠得到的最好禮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給父母帶來了最大的痛苦。我們應該慶幸現代醫學的進步大大降低了出現這種痛苦的可能性，這是達爾文時代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它確實算得上是科學最大的勝利之一。2007.11.18.（《中國青年報》2007.11.21）(XYS20071121)評論請去：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