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影院看了這部電影。作為一個天主教徒，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對這部電影感觸很大。故事看似描述了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一個特定歷史地點的一群特殊人物的故事，但是其中對人性、對信仰和對文化沖突的探討和思考，卻具有普遍的意義，也必然能夠引起非基督徒、非日本人的蕓蕓眾生的共鳴。在我看來，《沉默》至少包含了三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此和大家分享。作為一名日本天主教徒，遠藤周作對于這三個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回答，《沉默》也可以算作他本人的一種信仰之旅。馬丁斯科塞斯的電影在還原作者的心路旅程上無疑是成功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接觸過基督教的人們經常會問的一個問題，上帝真的存在嗎？倘若上帝存在，那么上帝面對人世間的苦難，卻為什么總是這樣無動于衷呢？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日本教民依舊秘密地守護著自己的信仰，為此遭受了極大的痛苦，忍受著各種酷刑，時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這時候上帝去哪里了呢？面對自己受苦受難的子民，上帝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呢？《圣經》的《馬太福音》中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上帝是這樣的無處不在，無所不在，然而在現實中呢？當這個世界紛爭不停的時候，上帝在哪里呢？當守護著上帝信仰的人為他殉難，在悲慘凄涼中死去而不為世人所知曉的時候，上帝在哪里呢？當人們打著上帝的名義進行各種殘酷的宗教戰爭和沖突、迫害異端和異教徒的時候，上帝在哪里呢？古老的伊壁鳩魯悖論，從古希臘流傳至今：如果是上帝想阻止“惡”而阻止不了，那么上帝是無能的；如果是上帝能阻止“惡”而不愿阻止，那么上帝就是壞的。面對苦難，佛教有著比較完備的解答，但是基督教的解釋卻似乎是蒼白的。雖然在神學上有著很多解釋，比如《圣經》里說的“不可試探你的神”，教徒不能呼喚上帝就祈求上帝出現。又比如經院哲學中所論述的，世界的存在是一個從不完美走向完美的過程，完美的終點是末日審判之后的新天地，而在這之前人們必須面對苦難而達成自我救贖。然而，對于個人來說，神學的官方的解釋似乎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甚至有些冷冰冰而讓人心寒。對于在苦難的汪洋大海中掙扎的無助的小小生命來說，上帝那可怕的安靜，讓人不時地懷疑，對于上帝的信仰真的有意義嗎？我親耳聽到一個傳教30多年的老神父，依舊對信仰有著掙扎，問別人Does God really love me？我也見過不少人，面對苦難無法得到上帝的聲音而放棄了自己的信仰。對于上帝可怕的沉默，眾人究竟應該怎么辦呢？這恐怕只有每一個獨立的個人在自己的旅程中給出自我解答了吧。存在主義哲學家Kierkegaard在《畏懼與顫栗》中說，只有在無邊的絕望的無盡的恐懼中，人才可以“leap of faith”，達到最高激情的信仰。遠藤周作在《沉默》中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上帝正是在沉默和缺席中，向人類表達了其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關于苦難中的個人和集體的問題。一個人可以為了自己的信仰和原則慷慨赴死。然而當一群人為了你而受苦受難的時候，你的信仰是否會動搖呢？你是否為了解救他人而放棄自己的信仰？在電影trailer中，長崎官員井上說的：The price for your glory is their suffering。面對這樣的指控，你會怎么辦呢？故事中的兩個神父，Rodrigues和Garupe，一個為了解救他人而放棄了信仰，一個選擇了自我了斷，和當著他的面被殺死的教民一起死亡。對于天主教的教義來說，無論如何選擇都是有罪的：自殺是罪，所以但丁在《神曲》中把自殺者放在地獄中煎熬。叛教更是罪，會遭到開除教籍的懲罰。其實，何嘗是宗教迫害，個人在面對迫害面前究竟應該如何抉擇，這是人類一個普遍的話題。當明朝初年的方孝孺不肯向燕王朱棣妥協而被誅滅十族的時候，方孝孺大可以大義凜然慷慨赴死，然而他的十族，卻又是何等無辜呢！ 當方孝孺在刑場上看到自己的弟弟方孝友赴死而落淚時，方孝友說的“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后，旅魂依舊到家山。”這是一種怎樣的悲涼？我時常在想，方孝孺為了成就自己的名聲而犧牲自己的十族，那是一種多么可怕的名聲！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忠于宋朝而被忽必烈殺死，死前寫《正氣歌》明志，然而文天祥卻讓自己的弟弟在元朝做了官，保全了自己的家族，或許這才是一種折中的方法？當然，我們并不能對那些堅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原則而使得自己最親密的人遭到劫難的受害者做過多的責難，因為他們本身是弱者，是頑強抗爭的英雄，而迫害他們并進一步迫害他們周圍人的強權者才是卑劣的。然而，血淋淋的現實面前，人應該如何選擇呢？電影中，有教民選擇殉教，也有教民選擇踩踏耶穌和圣母瑪利亞的像、向十字架吐唾沫而事后懺悔，有選擇叛教的，有選擇自我了斷的，哪種選擇才是我們真正應該提倡和紀念的選擇呢？這恐怕是和平時代坐在書齋和辦公室里的我們所無法回答的。《沉默》把這個殘酷的話題放到大家面前，這正是作品震撼人心的體現之一。第三個問題，也是我們東方人時常會思考的問題，那就是東西方文化的沖突。《沉默》中，借著長崎官員的口，借著已經放棄信仰的前教區長Ferreira和尚未放棄信仰的Rodrigues的討論，表達了文化的沖突中東方人的觀念。對于西方的天主教來說，日本是一片無法開花結果的“沼澤”，天主教的那套神學觀念是無法普及而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的。當佛教和尚用冷眼看著Rodrigues，當Ferreira在佛教寺院中勸說Rodrigues，當Ferreira指著太陽說這才是日本人的“son of God”的時候，Rodrigues強調基督教/天主教那套普世價值顯得是那么蒼白無力，完全是感情用事。這恐怕不僅僅是遠藤周作作為一個東方人本人的掙扎和困惑，這也是我們一切東方人面對西方價值觀侵入的掙扎和困惑。原罪、選民、救贖、道成肉身、三位一體，這些純粹基督教的觀念，如何才能在東方這片土地上扎下根呢？就算堅持為了天主教而殉教的日本村民，他們對于Christianity又懂得多少呢？村民認為自己的小孩受洗，就已經上天堂了。小松菜奈扮演的女村民Monica（Haru）所認識的天堂，是沒有苦力活，沒有賦稅，比窮苦的鄉下幸福美麗多的極樂世界，為此她并不畏懼死亡（甚至還有些期待）。村民看到神像、念珠、十字架的那種興奮和喜悅，更讓神父擔心這些村民墮入了偶像崇拜的境地，也就是說，這些村民喜愛的，有多少是基督教的教義和上帝本身，恐怕更多的是基督教附屬的那些形式主義的物件吧。16，17世紀日本教民所堅持信仰的東西，恐怕并不是羅馬天主教眼中的正統教義吧？日本在戰國時代，傳統的佛教實力減弱，出現了大量的天主教教徒，甚至有一系列信仰天主教的大名（所謂吉利支丹大名），著名的有大友宗麟、小西行長、黑田官兵衛、蒲生氏鄉。（明智光秀這個禿子的漂亮女兒玉子也是天主教徒 ，說到這里本人的太閣立志屬性又開啟了，趕緊打住。）后來豐成秀吉一統江湖，為了防止西班牙人和西方文化侵蝕日本，和西班牙斷交，隨后禁止天主教。德川幕府初年爆發了天主教教民抗爭幕府的島原之亂，之后德川幕府實行嚴格的鎖國政策和禁教令，為了平衡國內的佛教勢力，幕府官方又大力提倡儒學，讓儒家學說在日本興盛起來。在這樣的新背景下，天主教根本無法在日本繼續扎根，只能選擇退卻。雖然在二百多年的幕府禁教時代，長崎一直存在著秘密的天主教徒，但是直到今天，天主教和新教徒在日本仍然是少數，這就證明了天主教文化并不適應德川幕府之后的日本社會。Rodrigues所宣稱的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似乎在日本并不流行。在中國也是如此，幾乎在日本天主教興盛的同時期，在中國明朝也出現了不少的天主教徒，出現了徐光啟這樣的信教的士大夫。后來到了康熙年間，因為天主教禁止教徒祭孔、祭祀祖先，爆發了“中西大禮儀”的爭論，天主教勢力被康熙皇帝逐出了中國。作為東方人，如何在西方的信仰和東方的傳統中追尋平衡，或者更加普遍的，如何在西方的價值觀和東方的傳統中尋找共存和和諧，這至今還是一個未解的難題吧。這三個問題就說這么多。《沉默》是一部好電影，但是需要從人性來解讀它，從文化來解讀它。雖然這部電影的原版小說是天主教徒寫的，電影的導演是意大利后裔天主教徒，電影在梵蒂岡首映，但是我認為，這并不是一部天主教電影，而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的人文電影。上面我提到的三個問題，其實并沒有標準的權威的答案，只能留給每一個人自己來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