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法國電影《推定有罪》，感觸很多。我通常不喜歡法國電影，絮叨而沒有重點，答案就在身邊，主人公視而不見，卻圍著它恩怨情仇、顛三倒四。這部電影是個例外，它的情節簡單緊湊，沒有細枝蔓節，始終圍繞犯罪嫌疑人的境遇和心態，卻最大限度地觸動了人們內心最柔軟的那塊地方。 Vincent Garenq根據2001年發生在法國的舊事，編劇并導演了本片。那一年，預審法官烏特爾下令逮捕了阿蘭等十幾位嫌疑人，罪名是涉嫌重大兒童性交易案，他缺少作為法官理應具有的邏輯思維與生活常識，無視證人的指控中存在的明顯漏洞，在沒有明確證據的前提下，就天真且偏執地認定嫌疑人為罪犯。此事令這些無辜的人忽然墮入地獄，當事者的人生支離破碎、家人的性格與命運走向歧途。瀆職的法官們卻可以得到豁免，不必承擔相似的責任。影片以阿蘭·馬雷高的視角入手，重現了這件法國司法史上的著名冤案，為觀眾展現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公正、不人道的司法體系。 人們在觀看影片時，很容易痛恨法官。事實就在那里，明顯的栽贓陷害，你怎么就看不到？莫非你在配合構陷無辜的人們？一個正常的家庭，一對勤勞的夫婦，莫名其妙地卷入性丑聞，作為司法從業人員，應該盡快調查真相，還無辜者以清白、讓罪犯付出代價。可是這位烏特爾法官沒有，他缺少執法者必備的常識、邏輯這樣的工具，電影沒有表現烏特爾法官是否被正義的道德沖昏頭腦，只表現出他的天真、固執、鐵石心腸。 我想烏特爾法官如此仇視嫌犯，大概是自己鉆進了路西法效應的籠子。一個人穿上囚服、剃光頭發，即使是無辜的，也變得面目猙獰、丑陋不堪了。而他這個高高在上的執法者，終于得到了大展神威、清除人類渣子的機會。于是怎樣處置他/她都很正常、正確了，那么執法者，即使他/她自己才是人渣，也可以在司法和正大的名義下，實行公開的暴政了。這個道理就像白巖跟朋友開的玩笑，把一條狗牽進中央電視臺，每天讓它在一套節目黃金時段中露幾分鐘臉，不出一個月，它就成了一條名狗。處在那個位置上，它說什么并不重要，甚至說不說都不重要，要知道德國納粹或者蘇聯契卡（后來改名為內務部，即公安部）的屠殺都是非常隨機的選擇。 當今世界主要有兩大司法體系（簡稱“法系”），分別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國封建社會實行的是中華法系，它試圖用法家的恐怖手段維系儒家倫理，最終極的表現是維系皇家千秋萬載的“家天下”。在西方敵對勢力的干預下，清廷廢除了凌遲等酷刑，逐漸轉變目前的大陸法系。不過在這個尊崇儒教的社會，如果你仔細分析，大概會從大陸法系中看出很多中華法系的影子。 維基百科在“英美法系”的詞條下這樣比較兩者：與歐陸法系相比，英美法系多采不成文法，尤其是判例法，強調“遵循先例”原則；審判中采取當事人進行主義（本博注：這段為病句，懷疑是自我辯護）和陪審團制度，對于司法程序比較重視；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的發展往往依賴司法實務人員（尤其是高等法院法官）的推動，即法官實質上透過做出判決起到了立法的效果。英美法系的立法精神在于：除非某一項目的法例因為客觀環境的需要或為了解決爭議而需要以成文法制定，否則，只需要根據當地過去對于該項目的習慣而評定誰是誰非。英美法是判例之法，而非制定之法，是法官在地方習慣法的基礎上，歸納總結而形成的一套適用于整個社會的法律體系。普通法具有適應性與開放性的特點。 我感覺兩者的區別是：大陸法系注重立法，更系統更復雜，只是一旦成法，變化極小，不大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現代社會。它奉行的是有罪推定，根本目的是維護穩固的社會秩序，警察、檢察官、法官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審判，審判權力又掌握在極少數的法官手里，很容易被法官濫用。英美法系在實行之初，應該不如大陸法系完善，但是在實踐更適應現實需求，它秉持無罪推定，司法從業人員只是抽絲剝繭、揭示真實的案件，但是審判結果則由陪審團成員來確定，這不僅推廣了法律精神，還把社會現狀與未來命運交給每個普通人。不僅有利于他們培養法律意識，還盡可能地消解了因為審判造成的社會矛盾。 最近幾年，因為爆出多個冤案，中國出現“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聲音，可是在大陸法系的背景下，即使倡導英美法系的“疑罪從無”，也必然缺少制度性的保障與策應。何況中國刑法根本沒有“無罪推定”的原則，只是規定了“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是一句有力的廢話，對于警察以“有罪推定”的方式辦案沒有一點約束力。 “疑罪從無”需要發散思維，“有罪推定”則是線性思維。線性思維，就是從A點到B點，如果沒有明顯的、重要的證據來解除嫌疑，執法者對于細小的證據、只要串聯起來就可以解除嫌疑——都會視而不見，他們將一絲不茍地、按部就班地置嫌犯于死地，像機器人完成設定的程序。即使在辦案的途中，橫穿鐵軌必然被飛馳而來的火車撞飛，他們依然不改道、不減速。 在大陸法系下，法官最大，律師和嫌犯沒有有效的反制手段，民意與媒體態度不是司法審判必然的考慮因素。只有民意特別大，法官才會考慮他們的意見。于是人們經常看到，因為沒有“遵循先例”的原則，類似案件會出現完全相反的審判結果。 中國的刑辯律師處境最艱難兇險，是因為刑事犯罪提出了太多的問題，會攪渾看似清澈潔凈的社會環境（大局）。刑事犯罪容易引起民眾關注，把法律的事情變成政治事件，以政治方式處理司法案件，自然平息民間的憤怒，要比伸張正義更為重要，冤案錯案于是不可避免了。另外，處心積慮的刑事犯罪畢竟少數，很多都是激情殺人，也就是說人們采用暴力手段去傷害他人，并非主觀意愿、深思熟慮的選擇，而是下意識的舉動，都是沖動的做法，是受制于他們的性格、經歷和仇恨教育的社會環境——他們是不是被權力掠奪了拆遷款？是不是稅負太重、而福利太差？教育制度、電影電視劇都在鼓勵仇恨，又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在辯護過程中，律師為了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必然多找客觀因素，可是客觀因素常常只是表象、背后卻連結著社會制度，暴露出體制性的傷害。如果人們認識到自己苦難的根源，中國社會就會發生巨大變化。 在世界大國以及知名地區中，實行大陸法系的有俄羅斯、中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中國、臺灣、巴西、梵蒂岡、東歐及北歐國家等地區。實行英美法系的有英國、美國（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是大陸法系）、加拿大、澳大利亞、香港、加拿大（魁北克省使用混合體系法律）、澳大利亞、南非、印度等東南亞國家。 請細看上面這個段落后，再看后面的文章。——你發現了什么？ 我看到的是，二戰的軸心國實行的都是大陸法系。這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在民主制度下，納粹依然能上臺執政、發動戰爭。近年有法律界人士也認為民主制度可能誕生專制，只有憲政才是避免專制的法門。 我認為法律是一種在傳統觀念與社會發展的基礎上，由各種規則組成的最大公約數的民意獎懲體系，經由社會組織來施與強制力量，規范個人行為。它規訓了社會成員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而這將最終決定：一個國家或者社會在面臨關鍵抉擇的時候，選擇理智、還是情感，選擇個體、還是集體，選擇和平、還是戰爭。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于《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理論的政治路線圖。第二年他又發表了《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集中闡述了他三階段的政治主張。 大陸法系事實上與公民社會的潮流悖逆，依然充滿訓政的味道，還是人治。歐洲法律禁止納粹言論與活動，然而納粹的土壤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