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并不討厭美麗新世界。

獨裁 地球是人類唯一的家園，但它早已成為一個人口過剩的星球。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提供的數據，全球人口在1950年時是26億，1987年即達50億，1999年升至60億，到2011年10月已突破70億，預計2050年將增至97億，2100年會抵達110億的峰值。 人口過剩對自然資源、生存環境、社會穩定、個人福祉都會造成嚴重威脅，人類可能面臨著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生活水平驟降的前景。 政府將被寄予空前艱巨的責任，順理成章地獲得了空前有力的控制權，民主機制也必定面臨劫難。 但這又難以避免，民眾的不安感與恐慌情緒正是獨裁的催化劑。 新冠疫情相當于一次全球危機演練，在這次演習中，全球性民主危機的前景已顯露端倪。

匈牙利總統奧班借機通過緊急狀態法案，這讓他有權在“緊急狀態期間”凍結某些法律，架空立法機構，代之以行政命令；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借機關閉法院，推遲對自己的腐敗審判，死賴在權力的寶座上不肯下臺；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宣布自己可以關閉媒體； 土庫曼斯坦甚至逮捕了在公共場合談論疫情的公民。 與此同時，疫情顯現出來的吊軌經驗是，在大危機面前，更嚴苛的體制比更寬松的體制有效。 如果不能破除這道魅影，當人類面臨更大的危機時，很難不作這樣的設想：民主將被棄之如敝履，驚恐的人們果斷擁護獨裁。 不久前，有媒體報道，500多名政界人士、公民領袖、諾貝爾獎得主和民主機構簽署了一封捍衛民主的公開信，警告政府在利用新冠疫情加強權力控制，威脅自由。 僅僅是表明捍衛的態度，于事無補，災難后的理論研究與系統修復，才是必由之路。

在《美麗新世界》中，萬國邦的建立就源于一種緊急狀態。雖然書中沒有明說，但極有可能是由于人口膨脹引發的資源短缺，英俄之間爆發了一場“九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雙方動用了毀滅性的生化武器，經濟也陷入大蕭條。

九年戰爭，然后是經濟大崩潰。當時要么統一管理世界，要么等待人類滅亡。其實就是，要么選擇穩定，要么……因為炭疽炸彈，自由主義自然就銷聲匿跡了。

過分殘酷的戰爭使各國元首意識到地球有毀滅的危機，只有和平和全球一統才能拯救地球。于是，一個由數位元首共治的萬國邦建立起來。

為了促進經濟，維護穩定，他們鼓勵肆意狂歡式的消費主義，消滅回歸自然與古典的倡導者。

在高特格林，我們用機關槍消滅了八百個愚人。然后我們又在大英博物館大干一場，二氯二乙硫醚噴過去，兩千個古典文化的粉絲就翹了辮子。

但是萬國邦的元首們發現，暴力的成本太大，而且治標不治本。

于是，他們想到了體外繁殖、新式巴甫洛夫馴化、睡眠教育法，此類統治形式，成效甚慢，但是絕對可靠……

也就是從生理和精神上，從每個人生命的源頭，直接對他們進行批量化地生產與改造，訂制理想化的國民。

洗腦術 巴甫洛夫發現，長時間身處生理或心理的壓力之下，被實驗的狗會表現出精神崩潰的所有癥狀。他還發現，在即將崩潰之際，狗比任何時候都更易受影響。巴甫洛夫在實驗室的狗身上看到過的所有癥狀，后來在世界大戰的士兵身上重現。 巴甫洛夫實驗啟發了獨裁者和他們手下的警察，在超越忍耐極限的虐待之下，任何人都會精神崩潰，坦白一切。此時是囚犯最為脆弱的時刻，刑訊者抓住時機，給囚犯植入新的行為模式——也就是洗腦，可以無往而不利。

《一九八四》用了大量篇幅鋪陳的奧勃良對溫斯頓的刑訊，展現了這種恐怖的技術手段。 現代獨裁者都是精研洗腦術的，希特勒會將舉行集會的時間選在晚上。

“身處白天，”希特勒寫道，“人們的意志力強度極高，若有人試圖將某個人的意志和思想強加給他們，他們必極力反抗；但是在夜晚，面對一個更強大意志的主宰力，他們會更容易匍匐在地。”

在《美麗新世界》中，洗腦術的應用則體現在萬國邦實行的睡眠教育。 但是睡眠洗腦也并非赫胥黎的獨創。

美軍在一、二戰期間，用這種方法培訓士兵記憶摩爾斯電碼，二戰后一些公司開始出售“枕頭揚聲器”、“定時留聲機”以及磁帶錄音機，幫助演員記臺詞，幫助政客和牧師記演講詞。

科學家發現相比深度睡眠，人們處在淺層睡眠時更容易被洗腦。

西奧多·X·巴伯在1956年十月版的《臨床與實驗催眠學報》發表了論文《睡眠與催眠》予以論述，極富啟發性。他指出，淺層睡眠和深度睡眠有著重要的區別，在深度睡眠之中，腦電圖儀未能記錄下α腦波，而在淺層睡眠之中，α腦波卻現身了，由此可見，淺層睡眠更靠近清醒狀態或催眠狀態（在這兩種狀態中，α腦波都出現）。

《美麗新世界》中的萬國邦完美而徹底地展現了睡眠洗腦的場面，每個孩子在幼兒時期就已經逃不過這樣的命運。

……那八十個孩子滿臉紅光，深處睡眠之中，狀態輕松，呼吸溫柔。在每一個枕頭下面，都有一個輕柔的聲音在傳遞……一個辨識度很高的聲音，溫柔極了，眾人聽到：“……只有δ族的孩子們穿著卡其色服裝。哦，不，我可不想跟δ族的孩子們玩耍，更別提ε族的孩子，他們更差勁，而且蠢到不會讀、不會寫。此外，ε族的孩子們穿黑色衣服，只有畜生才喜歡這種顏色。至于我，身為β族孩子，我再開心不過。”

正如書中名言：“六萬兩千四百多次的重復就能制造一個真理。”這些觀念都深植在萬國邦國民的潛意識里，成為他們奉行不悖的圭臬。 這種潛意識的洗腦，就不會被人們發現嗎？書中女主角列寧娜，小時候就曾在半夜驚醒，她發現一個鬼魂般的聲音一直在腦海重復、盤旋，在那半個小時的失眠中，她曾生出許多懷疑和猜測。但抵不住那些詞句的催眠效果，她還是睡了過去。 領略了萬國邦的睡眠洗腦，下一次從夢中醒來時，你還會不假思索地繼續入睡嗎？ 幸福 在《美麗新世界》的正面敘事中，或許你會稍感意外，因為它全然沒有《一九八四》之中的那種刻意、顯眼的身體暴力。 即便書中三個主角明顯產生了與萬國邦背道而馳的反叛思想，他們也沒有被公然判處，酷刑虐殺。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流放地，野人約翰甚至沒有被流放，過上了隱居生活（最后還是自殺）。

如前文所提及，那是因為萬國邦的元首們早已意識到了，暴力并沒有那么有用，而且他們發現了更精致、更有效的統治技術。 這套統治技術的理論部分是他們發明的“幸福價值觀”。 他們成功地使人們相信，“如今人人皆快樂”。 這一點是如何達到的呢？首要的一點就是實現性交自由。 和《一九八四》之中的大洋國不同，《美麗新世界》的萬國邦是鼓勵人們無度的交媾的。 大洋國的禁欲主義政策，是因為“性本能創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這是什么意思呢？我們可以從主角溫斯頓身上找到深刻的答案。

溫斯頓是一個并不勇敢的公務員，正是在情欲與愛情之中，滋長了反抗意識，甚至連酷刑都很難征服它。所以，性，以及由性引申的愛，都是自由和反抗的種子，最好扼殺。 而另一方面，剝奪夫妻性愛，家庭時光，更有利于將個人從親密的小共同體中搶奪出來，歸依在黨的羽翼之下，你充沛的精力，將被轉化為對戰爭狂熱和對領袖的崇拜。 而萬國邦與此理念不同，萬國邦的合法性基礎在于，給全體公民制造和供應從生到死，無窮無盡的幸福。 因此首要之舉，便是性交自由。 從公民們尚在童稚之時，護士們會監督童男童女們在灌木叢玩低級的性愛游戲。 成年之后，性愛服務將更為豐富。人人自由約會，自由交配，享受特制的感官電影，食用性激素口香糖。

聽起來雖然放縱、墮落，但似乎確實是在服務國民。 那是因為你沒有嗅出其背后的暴力氣息。 這樣的性服務，并非你的自由選擇，是每個人都必須聽令如此。 從小你就被灌輸單一伴侶可恥，組建家庭荒唐的價值觀，不喜歡性愛的孩子會被要求強制參與，而一對一的關系會被視為異類。 和大洋國并無本質不同的是，萬國邦也是反對愛情的。在大洋國，婚姻只為生育，生育是對黨的義務。而在萬國邦，自由性愛表面是為了公民幸福，實際上是為了國家穩定。

兩個極權政府在消滅愛情上的殊途同歸，似乎表明其認為，親密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與極權相悖的離心力，國家必須制止任何民間共同體的產生，哪怕它只由兩個人組成。 這倒令我想到了商鞅的思想，商鞅認為父子兄弟必須分居，甚至保障夫妻之間各有私產，聽起來像是現代思想。其實還是拆散大家族，推行小家庭制度。推行小家庭制度還不夠，還要分化、離間小兩口的夫妻關系，甚至鼓勵夫告妻、妻告夫。 說到底，就是恨不得將整個社會一股腦原子化，使民間一盤散沙，聚不起丁點的反抗力量。要不是考慮到人力即戰力，戰力即國力，孩子就是國家未來的花朵（其實是肥料），商鞅廢除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都有可能。 除了性交自由，萬國邦還提供索瑪，這個被稱之為“綜合了基督教和烈酒的長處，卻沒有遺留二者任何一個缺陷”的藥物，實則是一種致幻劑。

人人都在睡眠教育中，接受了“一克索瑪及時喂，勝過十克同時服”的洗腦話術，將索瑪當成個人與幸福之間的萬能鑰匙。 然而索瑪并非毫無副作用？在科技發達的萬國邦，人們的壽命只有六十多歲，藥物濫用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而且索瑪也不是幸福的鑰匙，它只不過是行尸走肉的麻醉劑。 既然說到了壽命問題，就必須要提到一點，萬國邦的人是永不會衰老的，這是通過使用性激素、鎂鹽和輸入年輕人血液實現的一種幸福狀態。 但永不衰老的容顏只是一個表相，死亡并沒有被根除，相反不當的醫療方法還縮短了壽命，而且死亡往往驟臨，在那青春永駐的面容下，心臟和大腦早已枯槁。 諷刺 我們已經意識到，這座頭頂光環的美麗新世界，其實難副。 那么必須要解構的便是《美麗新世界》這個書名。“Brave New World”這個詞組出自莎士比亞的戲劇《暴風雨》：“啊， 多么神奇！這里有多少美妙的人物；人類多么美麗！奇妙的新世界啊，竟有這樣美好的人！” 莎士比亞用這句臺詞本就深具諷刺意味，赫胥黎將之移花接木，妙用過來。

"brave"的意思，一般是“勇敢的”，書名取另一個意思“美好的”；還有一個舊的用法“美洲印第安武士”。我們知道，書中主角之一約翰就來自書中所謂的野蠻世界——美洲印第安部落。因此書名可以理解為《美麗新世界》，也可以理解為《野蠻新世界》，看似矛盾，實則暗喻：美麗的文明世界，也是野蠻的舊世界。皮相雖變，筋骨如一。而書中第一次出現“美麗新世界”這句臺詞，正是出自連接文明世界和野蠻世界的約翰之口，使這樣矛盾統一更為合理，也更為諷刺。 另一處非常顯眼的諷刺就是所謂的“福特紀年”。1908年，亨利·福特推出福特T型汽車，并第一次在汽車工業中引入流水線作業。書中流水線上對克隆胚胎的批量繁殖的構思，其靈感肇源于此。 我們還發現，萬國邦宣稱其國民人人幸福，卻是一個赤裸裸的階級社會。種族被人為分成五等，那些差等級的胚胎從一開始就會被注射酒精，放置在缺氧的環境，在成長期又會接受睡眠教育。這就是看不見血腥，卻令人發指的暴行。

約翰曾經質問萬國邦的元首之一穆斯塔法：

既然你對那些胚胎瓶可以予取予求，為什么不把所有人都制作為增增α族？

穆斯塔法笑了笑，如此回答：

因為我們都不想被人割喉，我們信仰的是幸福與穩定，每一個成員都是α人的社會卻難免動亂、痛苦。一個工廠里全是α人，就是說，他們全部遺傳良好，經過馴化能夠在限定的范圍內自由抉擇，并承擔責任，而且可以獨立為生、互不相關。想想看，會出什么事？

在這里，我們又看到了《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的共性，這兩個極權社會顯得如此不同，本質上卻都是金字塔式的階級社會，讓少數人享受特權，讓基數龐大的劣等人充當化肥。獨裁者似乎都秉信，只有壁壘森嚴的等級社會才是穩定持久的。 這位元首穆斯塔法很有意思，他雖然滿口詭辯，卻表現得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人，他特意準許三個思想叛逆的主角同自己辯論一場。

在一段非同尋常的自述中，穆斯塔法提到了自己的身世背景。他本是一個物理學家，因為違背同一化的國家思想，發揮個體意識，搞起了個人發明，差點被發配到島上去。他選擇了放棄自己熱愛的科學，后來憑借資歷，當選為元首之一。他不無惆悵地說：

“有時，我非常懷念我的科學。幸福是個殘酷的主人……”

這句話中，元首已經自行解構了萬國邦包裝出來的“幸福”概念。 我們會發現，書中的萬國邦完全是一個反智的社會，是一片光禿禿的文化荒漠，約翰在印第安部落偶然獲得一本莎士比亞，其文化程度已遠賽萬國邦最有智慧的人。因為萬國邦將藝術與科學都銷毀了。 也許萬國邦會給你科學發達、文明昌盛的錯覺，其實萬國邦所謂的科學不過是精致的極權技術，而其所謂的文明也徒剩空虛的感官享受。

這樣的文明，還能稱之為文明嗎？這個美麗的新世界，連野蠻的原始部落都不如。 反諷的是，穆斯塔法自己卻也有著對個性和文化的追求，他的房間珍藏著圣經，還和約翰大談文學。雖然他口口聲聲在批判從前的宗教與文藝作品，但如果他真的恨透了這些東西，又何必自己留存一份。 這讓我不禁想起一位偉人，他締造了一個美麗新世界，卻在自己幽暗的大床上讀透了二十四史中的南面之術。 萬國邦不僅是一個抹殺個性的國度，更是一個泯滅人性的國度，從出生那一刻起，每一個階層的人性就已經被設定好，每個人不過是一個被編織好的稻草人而已。說得更直白一些，萬國邦的人就是一種產品。他們活著的作用就是工作和消費，因為工作和消費使萬國邦能夠一直存續下去。除了工作和消費，他們只需要打發完虛無的時間，走進死亡的熔爐，變成磷肥。

一個沒有文明，沒有創造力，沒有人性的社會，即便能永生不滅，還有什么意義呢？文明已經毀滅，歷史已經終結。 荷爾德林的一句話用在這里，再合適不過： 把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恰恰是人們將其變成天堂的企圖。 萬國邦的人們也并不真的幸福，因為那只是被操縱被灌輸的虛假的幸福。他們根本不知道從前的人類擁有什么，他們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更無所謂有什么樣的選擇。 說到底，所謂的幸福，依舊是一種愚民術。 警示 可是，我們離美麗新世界真的很遠嗎？ 在利己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我們是否也早已將幸福的定義偷偷置換。商家告訴你豪車和名牌香水代表幸福，成功學告訴你財富和地位才是幸福，新時代告訴你正能量才是幸福。 可我們依舊被困在一座階級金字塔，整體社會的運行機制其實是一條單一軌道，人們面前的選擇似多實少，社會一如格式化的牢籠。 科技進步沒有解放人類的身體，繁榮精神文明，反而導致國際爭霸，經濟壟斷，政治集權，傳媒操縱，而穿梭在工廠流水線和寫字樓格子間的億萬萬勞工只是在為少數大人物服務。 組織愈發緊密了，而民眾卻越愈發松散了，孤島尚有連成大陸的可為，沙子卻怎么使勁也捏不成通天寶塔。

在一個變態的社會，去個性化的人才能正常地活著，而正常的人反而成為心理疾病患者。 我們將金錢誤當作自由，將取暖誤當作愛情，將茍且誤當作獨立，將封閉誤當作孤獨，將情緒誤當作立場，將無知誤當作個性，將偏見誤當作智慧，將麻木誤當作幸福，將丑陋誤當作美麗。 可是，我們真的討厭美麗新世界嗎？ 最令人絕望的并不是這巍然聳立的美麗新世界終將或已然到來，最令人絕望的是那些站外美麗新世界的門口翹首企盼的人們。

文章參考：NYT文章、VOA文章、莊蝶庵譯本《重返美麗新世界》和《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黎鯤論文。字幕：遠鑒字幕組。 影評均首發于公眾號：段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