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庸置疑，從《AKIRA》到《蒸汽男孩》，大友克洋一直非常賣力地駁斥科技泛濫的現狀；同樣勿庸置疑，他的駁斥具備相當的力道；更加勿庸置疑的是，他總是顯示出后繼無力的尷尬。仿佛只有兩次例外，一次是在《老人Z》中，大友狠狠地惡搞了厚生省的全自動療養計劃，另一次是在《地鐵地鐵GO》（好像是這個名字》中，大友凌厲地嘲弄了官僚機制下的運輸行業。大友對科技泛濫的憂慮，可以用詹姆斯杜威的社會理論解釋：在這個時代，文明向科技傾斜，而道德認知則退化了。恰恰是杜威，在他那個時代，最高的文明卻蔑視奇技淫巧，將文學和藝術放在一切學問的頂點，所以他反對無用的哲學，以實證主義襲擊了美國和歐洲。達爾文的物競天擇在社會學上遇到難題：為什么文明發展到近代，在社會高度發達與整合之下，文明的天平仍頻繁地在哲學和科學之間此起彼伏？社會總是排斥異端的，當代表知識與地位的哲學大行其道的時候，被壓抑的科技仍昂首闊步地前進、并取而代之呢？相反，當科技和實用甚囂塵上時，仍舊有無數人被諸如大友、押井守等人所蠱惑呢？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大友克洋以后的道路就不僅是后繼無力，簡直是精疲力竭了。然而，《蒸汽男孩》的出現，在它的末尾，西方近現代科技史配合著雄壯且悲愴的音樂隱忍不發，似乎預示著大友的觀念正遇著突破的契機：人類追尋真理的本能是如此牢固，以至于我們根本不必擔心文明會傾斜到無法收拾的地步。而父子三代科學家的矛盾糾葛，也可以證明在兩個相互對立的觀念之外，還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這是大友的希望，也是所有對文明滿懷善良的向往的人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