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電影大師佩德羅·阿莫多瓦似乎從未停下創作腳步，哪怕是在新冠爆發的年份里：去年，在歐洲疫情最嚴重之際，他與蒂爾達·斯溫頓一道拍攝了短片《人類的呼聲》（_The Human Voice_），為永恒孤獨的人類作注；今年，他的長片《平行母親》入圍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并最終幫助佩內洛普·克魯茲獲得最佳女主角獎。還有媒體報道，阿莫多瓦改編自已故美國作家露西亞·伯林（Lucia Berlin）的短篇小說集《清潔女工手冊》的同名電影接近完成，預計在不久的將來也會與觀眾見面…… 驚人的創作力來自他對各種生命體驗的極致調用，而這一點在這部最新的《平行母親》里有著非常生動的體現。 想要理解這部影片，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西班牙的《歷史記憶法》及其背后的弗朗哥時期獨裁歷史。1939年西班牙內戰結束之后，以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為中心的西班牙國民軍和長槍黨等右翼集團獲得勝利，由此開啟了長達30多年的弗朗哥統治時期。二戰期間，弗朗哥作為終身元首，對內以恢復國家秩序為借口，取締其他一切政黨，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對西班牙共產黨進行清洗，制造了大量血腥屠殺事件，對外則保持所謂“中立”，暗中幫助希特勒侵略蘇聯。70年代弗朗哥死后，西班牙議會推出《歷史記憶法》（或稱《遺忘法案》），試圖以立法的形式促進“社會和解”，但對于獨裁統治期間的無數受害者來說，這種法律的本質無非是禁止后人對弗朗哥本人及其他政權分子的追訴，是給弗朗哥統治遺留下來的利益集團套上了一個堅韌的保護罩。 西班牙內戰和弗朗哥獨裁統治在西語電影中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重要題材，因為它既與西班牙國內極右翼崛起的政治社會現狀密切相關，也無疑從屬于歐洲社會經久不衰的戰爭及大屠殺反思語境。就在前年，紀錄片《沉默正義》（_El silencio de otros_）獲得了西班牙電影戈雅獎最佳紀錄片獎。影片主要記述了弗朗哥統治時期遭遇迫害的人們如何在新世紀尋求正義，他們或被弗朗哥的支持者虐待，或在獨裁統治期間失去了親人，或在弗朗哥統治時期以“種族再生”之名被調包了孩子。由于《歷史記憶法》的效力，這些歷史遺留問題自弗朗哥死后始終無法在國內得到追究，于是他們便在律師的幫助之下前往阿根廷，在普遍管轄權下以“危害人類罪”對曾經的施暴者進行起訴，希望能夠將施暴者引渡到他國繩之以法。然而這個舉動卻遭到西班牙政府外交層面的阻撓，隨后國內法庭又以“危害人類罪不成立”或“超過追訴期”等理由拒絕引渡施暴者。 在六年的漫長追訴中，這個群體雖然一點一點取得成果，但申訴人也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離世。曾經施行暴力的人依舊逍遙法外，而正如片中原告人們所說，“遺忘”歷史恐怕并不能讓被害者更好地生活下去，仇恨和暴力也只是被隱藏起來，從未消失。 之所以花費這么多筆墨來講述《沉默正義》，是因為這部影片的確與《平行母親》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直接的關聯：紀錄片正是由阿莫多瓦擔任監制，而其中一些段落更是被阿莫多瓦直接借鑒到《平行母親》之中。應該說，透過這部紀錄片，我們可以反觀一位電影創作者是如何將歷史問題作者化、情節劇化，讓虛構與現實發生若即若離的奇妙關系。 紀錄片中，一位老婦講述了她的母親如何被弗朗哥的支持者迫害并被埋于亂葬坑，這條線索被阿莫多瓦引入《平行母親》，構成了一條重要線索的背景：女主人公雅妮絲（佩內洛普·克魯茲飾）的曾外祖父正是在弗朗哥統治時期被害并埋在亂葬坑，在此基礎上，阿莫多瓦為她虛構出一名職業為法醫人類學家的情人，后者在幫助前者獲取基金會資助的過程中漸生情愫，令雅妮絲誕下一名嬰兒。 接著，阿莫多瓦把紀錄片中弗朗哥時期的嬰兒調換丑聞進行了較大幅度的改編，將之放在了當下社會，以情節劇的方式展開：雅妮絲與另外一位母親同時在醫院生下嬰兒，但在結束監護之后被抱錯。值得玩味的是，阿莫多瓦雖然在此進行了大膽的虛構，卻保留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即兩位母親都是非婚生子，而這種道德倫理上的所謂“不潔”正是歷史上某些信奉納粹優生理論的醫生調換孩子的原因：他們希望將孩子分配到純潔的家庭，以起到“凈化”孩子的效果。顯然，對于經歷過弗朗哥統治的西班牙觀眾或者非婚生子的西班牙女性來說，這樣的歷史紋理看似微末，但絕對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受。 至此，影片內部形成了兩組所謂的“平行”關系：雅妮絲和安娜（米萊娜·斯米特飾）兩個母親，以及尋找親生孩子和尋找曾外祖父兩組事件，女主角雅妮絲就是這兩組平行的“交匯”處。影片還對《沉默正義》中的一些細節進行了非常有趣的變換，比如在紀錄片里DNA檢測是亂葬坑認親的一個環節，《平行母親》將其移植到了兩位母親與自己孩子關系的確認上。由此，我們也能夠看出阿莫多瓦如何將兩個看似“平行”的線索紐結、縫合在一起：個中關鍵正是“血緣”。對雅妮絲而言，血緣是與生俱來且永遠無法接受遺忘與欺騙的，找回血緣不僅意味著自己對于家庭的責任，更意味著對待他人的良心，也正因如此，她才會一面執著于挖出親人的遺骨，另一面將孩子抱錯的秘密告訴安娜，盡管揭穿這個真相可能會對她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意味深長的是，在影片距離結束還有30分鐘時，兩個母親的沖突就已經完全揭開并化解，觀眾最關注的結局就已經提前到來。可見對他來說，性別權力、性向流動等話題的探討固然重要，也固然是阿莫多瓦敘事風格的基石，但《平行母親》又有絕不止于“阿莫多瓦”。相比以《痛苦與榮耀》為代表的那種個人的、內部的精神分析，《平行母親》更傾向于群體和外部的憤怒呼喊，更在于揭示血緣背后的歷史縱深；它是一個超乎個人創作一般規則的變體，恐怕也是恢復“歷史記憶”呼聲之下，阿莫多瓦近年以來最具政治性和話題性的作品。 事實上，拉丁裔電影創作者從來不吝于將“歷史記憶”這一問題搬上世界電影舞臺：吉爾莫·德爾·托羅的兩部作品《鬼童院》（_El espinazo del diablo_）和《潘神的迷宮》（_El laberinto del fauno_）便都是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在這些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編導是如何以童話的筆觸對殘暴的法西斯軍官和右翼分子進行集中描繪。而國內方面，兩部以西班牙內戰和弗朗哥統治為主題的影片均在去年戈雅獎的評選當中獲得諸多獎項：《無盡的戰壕》（_La trinchera infinita_）講述一名男子為了躲避獨裁政府抓捕而在地下生活30年的故事，《戰爭未了》（_Mientras dure la guerra_）則為著名作家米蓋爾·德·烏納穆諾作傳，講述他如何從支持弗朗哥走向反對獨裁。相較這些作品，《平行母親》顯然走上了另一條道路：避免講述真實事件，以更加作者性的方式映射過去，架起一座雕刻著夸張花紋的、通向歷史的橋梁。 于筆者而言，《平行母親》的高潮甚至在最后一幕的最后一秒才終于到來：一個孩子嚴肅地凝視著亂葬坑，反打鏡頭里，憑吊者躺進了坑中遺骨本來所處的位置。這種從骨到肉的視覺溯源產生了巨大的視覺沖擊力，讓人意識到生與死之間的聯系竟然可以如此緊密，我們與歷史中的血緣至親竟然可以跨越時空的約束緊緊相擁；而如果說遺忘確乎就是人類的天性，那么彼時那些曾經發生的事情，如今也未必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