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為了《長城》放棄出演《海邊的曼徹斯特》的馬特·達蒙被主持人吉米·坎摩爾無情調侃，看著手捧小金人的老友卡西·阿弗萊克，馬特·達蒙心情之復雜，恐怕不足與外人道哉。 自那之后，馬特·達蒙“知恥而后勇”，選片變得分外謹慎，接戲不多，但部部劍指奧斯卡。 可惜，難遂人愿。 17年他主演亞歷山大·佩恩導演的《縮身》，影片還沒上映，就被熱議為沖奧熱門，然而劇作上的過于刻意，讓這部電影在頒獎季到來前便口碑崩壞。同年，他主演的《迷鎮兇案》賣相也不錯，但喬治·克魯尼借來科恩兄弟的劇本，卻借不來科恩兄弟的才華，挺好的故事，拍得卻太平庸了一些。 之后就是19年的《極速車王》了，口碑極好，但既然是“雙雄戲”，就難免存在比較，馬特·達蒙在片中的表演不如貝爾出彩，而那年奧斯卡影帝競爭激烈，貝爾都沒能入選最終的提名名單，馬特·達蒙就更是毫無希望了。 一次不行，那就再來一次。在沖奧這件事上，馬特·達蒙的嘗試次數并不算多，至少比不上曾經的小李和如今的貝爾更有發言權。 今年，馬特·達蒙的新作《靜水城》又有沖奧的架勢。 能不能幫他圓夢？不好說。但我看完全片，可以說一句： 影片拍得很好，馬特·達蒙演得也很好。沖奧當然得看緣分，但就水準來說，這片絕對是夠格了。 片名里的“靜水城”，指的是馬特·達蒙所飾演的男主角比爾生活的小城，位于美國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馬州。 俄克拉荷馬州在美國各州之中存在感并不算強，除了龍卷風，最出名的大概是它的“深紅”屬性，簡單講，作為共和黨的大票倉，這里大部分的人在投票時會選擇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或是拜登。 換句話說，這個地方是“紅脖子”的聚集地，“保守”是這些人的代名詞。 馬特·達蒙演的比爾，是個典型的“紅脖子”，工人身份，普通家境，甚至連外形和穿衣風格都符合人們對“紅脖子”的刻板印象。高大、壯實、蓄須，太陽鏡和牛仔褲是標配，那件Carhartt襯衫，更簡直就是身份的象征。 影片要講的則是比爾這個美國“紅脖子”遠渡重洋到法國海港城市馬賽想辦法給身陷囹圄的女兒脫罪的故事。 換句話說，這部影片的主線劇情并不發生在俄克拉荷馬州的靜水城，全片中出現的美國人也遠沒有法國人多。 但我必須得強調的是，影片的片名起得非常精準，比爾的身份屬性決定了整個故事的走向，導演湯姆·麥卡錫醉翁之意當然不在法國馬賽，而是在自己所生活的美國本土。 回到故事本身。影片中，比爾的女兒艾莉森在馬賽留學時被控殺死女友莉娜，獲刑坐監，在她意識到自己的案子有了新的轉機時，便委托來探視她的父親比爾幫她聯系律師給她脫罪，比爾在被律師告知翻案無望后，孤身一人在馬賽找起了證據，并最終幫女兒重獲自由。 艾莉森的這個案子，在現實中有原型存在，即著名的“諾克斯案”。 所謂“諾克斯案”是指發生在2007年的意大利佩魯賈大學的英國交換生梅雷迪斯·克爾徹被奸殺案，此案中，克爾徹的室友阿曼達·諾克斯及其前男友索萊西托犯罪嫌疑最大，并很快被警方拘捕，但在審理過程中，諾克斯多次翻供，并在四年后的2011年最終被無罪釋放，法庭給出的理由為主要證據存在瑕疵。 毫無疑問，《靜水城》里艾莉森的案子，和諾克斯的案子非常相似，除了人物關系有所變動，案情的走向幾乎如出一轍。很顯然，編劇在寫劇本的時候受到了這件轟動一時的案件啟發。 自然而然的，很多熟悉“諾克斯案”的北美觀眾就把《靜水城》當成一部“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來看了，但看完之后，有不少人被激怒了。 原因很簡單，影片雖然借用了“諾克斯案”的殼子，但并沒有想要踏踏實實地去還原案情，對于案件中的幾個重要角色，編劇不但在人物關系上進行了改動，更是大膽地對所謂真相進行了虛構。 “諾克斯案”到現在都是一直沒有定論的。雖然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諾克斯和她的前男友就是殺人兇手，但證據存在瑕疵，按“疑罪從無”的原則，大家只能接受諾克斯重獲自由的事實。 而在《靜水城》里，導演則清清楚楚地告訴了觀眾真相到底是什么。 事實是，對于《靜水城》這部電影，北美觀眾的差評圍繞著關于“諾克斯案”的討論展開，并非常有趣地分成了兩派。 一派認為，改編這樣的真實事件，以“殺人兇手”的父親為主視角展開就已經很有問題了，這樣的視角會給觀眾造成一種“兇手無辜”的心里預設，讓觀眾去同情“兇手”和“兇手”的父親，對于被害者一方來說，非常不公。 另一派則認為，諾克斯已經被判無罪，就應該尊重法律，影片中創作者虛構了艾莉森有罪的真相，或多或少也是對諾克斯的一種傷害，如果她真是清白的，電影這么拍又何嘗不是一種誹謗？ 這兩派，在不經意間，其實也反應出了美國社會當下的某種割裂，立場不同，思考問題的方式也就不同。 我的看法則是，大可以將“諾克斯案”拋在一邊，影片既然沒強調自己是真實事件改編，那我們便權當它是個虛構故事好了。很顯然，導演湯姆·麥卡錫也沒有將重點放在所謂的案情上面，影片中艾莉森的案子只是個幌子，麥卡錫想拍的其實是因案子而引發的一系列沖突。 如果這部電影真的是老老實實去拍“諾克斯案”，我猜，馬特達蒙不會選擇去演，也大可不必讓湯姆麥卡錫拍成電影，拍成迷你劇，豈不是更容易一些？ 湯姆·麥卡錫和馬特·達蒙所看重的，一定是這個故事所能深挖的內在沖突，這種內在沖突可以用我前面提到的一個詞來形容：割裂。 在《靜水城》里，我們時刻都能感受到這種割裂。 最直觀的，是語言的割裂，或者說是文化的割裂。 不會說法語的美國人比爾在法國寸步難行，連給人打個電話，都得找剛剛認識的朋友幫忙翻譯。最有意思的是，導演設計了這樣的橋段：住在旅館的比爾聽到外面的露臺上有人在大聲地播放音樂，他讓對方調低聲音，但對方以“聽不懂英語”拒絕了他，后來我們知道，這個“聽不懂英語”的人其實英語非常流利。 說白了，割裂不是客觀上形成的，而是主觀上造成的。法國人可以說英語，但法國人不愿意說，法國人可以去了解美國人，但法國人對此并不感興趣。 割裂是偏見的溫床。見到比爾，法國朋友會問出這樣的問題：“你給特朗普投票了嗎？” 在法國人的眼里，美國人是一個又一個的符號堆砌而成的，尤其像比爾這樣的紅脖子，更是會被貼滿標簽。 導演也用了很多筆墨去刻畫了比爾和馬賽當地的舞臺劇演員維吉妮以及維吉妮女兒瑪雅之間的感情，似乎是要說明普世價值觀的珍貴，但影片最終導演還是殘忍地打破了他所營造的美好，告訴我們，割裂的根深蒂固讓普世價值觀顯得更加脆弱了。 維吉妮愿意接受比爾和自己住在一起，但不代表她愿意接受比爾的“紅脖子思維”，當比爾的行事方式和她的行事方式產生沖突時，他們的關系注定破碎。 影片中有句我最喜歡的臺詞，小女孩瑪雅對比爾說：“你是我最喜歡的美國人。”事實上，年幼的瑪雅對“美國人”沒有什么概念，“美國人”和“法國人”在她心里差異不大，她說自己喜歡比爾，就是簡單的喜歡，再真誠不過。 在那一刻，普世價值觀超越了割裂，可惜只是一瞬。 割裂還存在于代際之間。 自始至終，艾莉森對父親都充滿了不信任，她不相信父親能幫自己脫罪，也不愿意告訴父親真相是什么，在某種程度上，艾莉森利用了父親對自己的愛與信任，并最終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法國生活多年的艾莉森顯然也并不認同父親的很多習慣和觀念，她的所作所為都不太像是一個來自靜水城的美國人，而更像是個法國人了。她會和當地人一起支持馬賽足球俱樂部而不是固執地偏愛橄欖球，在餐桌上她會談性，而不是像父親那樣顯得虔誠而拘謹。 影片中，艾莉森丟掉了父親送給自己印有“靜水城”字樣的項鏈，項鏈不僅成為了影片中至關重要的道具，也似乎暗示著我們： 艾莉森丟掉了靜水城賦予她的身份屬性。 這里的人是保守的、固執的，但同時也是有原則的、對上帝虔誠的、信奉普世價值觀的。 導演沒有選擇去站邊，他展現了比爾這個紅脖子身上的種種缺點，但也讓觀眾看到了比爾身上的可取之處。 麥卡錫最想說的或許是，不管你是左是右，是紐約客還是德州牛仔，是美國紅脖子還是法國文藝青年，在這個逐漸割裂的世界里，都更加應該選擇去擁抱普世價值觀。 我很喜歡影片的結尾，風平浪靜之后，父親和女兒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女兒說，一切似乎都沒改變，父親則說，對我來說這里一切都變了。 對于這對父女來說，不變的是外在的環境，改變的則是內在的心境。 對于美國來說，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又回到了民主黨的天下，但一切都沒變嗎？當然是一切都變了。 對于這個世界來說，割裂逐漸形成，也正在加深，乍一看，一切都沒改變，實際上，一切都變了。 在這種割裂之下，《靜水城》這樣的電影就更顯得珍貴，它沒有選擇去拍最討好學院那群老白男的題材，沒有下意識地靠近白左去批判紅脖子，而是扎扎實實地講了一個足夠精彩的故事。 麥卡錫沒拍出什么特別炫技的鏡頭，馬特達蒙也沒貢獻多少特別炸裂的表演，但節奏是對的，表演是準的，每一場戲每一個戲劇沖突的設計，都是恰當好處的。 它有點像是老東木這些年拍出的很多電影，固執到自以為是，又漂亮得無可挑剔。 遺憾的是，這樣的電影如今已經注定不會被更多人關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