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驚悚電影《網絡謎蹤》如今已成了影迷記憶中的現象級作品。該片以不到100萬成本斬獲了1.5億的驚人票房，市場與獎項的雙豐收，讓原本囿于小眾的“桌面電影”登堂入室。

2018《網絡謎蹤》

90后印裔導演阿尼什·查甘蒂憑借這部處女作一鳴驚人；迄今為止，影片《網絡謎蹤》依然雄踞豆瓣Top250榜單之上。

阿尼什·查甘蒂

在驚悚片盡顯頹勢的2020年，查甘蒂的最新作品《逃跑》11月20日在全美上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回他沒有繼續“桌面電影”的先鋒實驗，反而退回到最傳統的類型片領域——打造出一部雙人對峙的“密室逃生片”。

2020《逃跑》（港譯名“疑·媽”）

看過2019年美劇《惡行》的朋友，會發現《逃跑》的情節似曾相識：一位愛女心切的媽媽想將女兒永遠留在身邊，便從小給她下藥使其下身癱瘓且同時患有糖尿病、氣喘等多種疾病。

《惡行》

《逃跑》

直到女兒有一天無意中從藥瓶的標簽上發現了古怪，這一被遮掩了十七年的驚人秘密終于悄然揭開。行動不便的女兒不得不奮起反抗：在母親的關閉禁錮和圍追堵截下展開絕地逃亡。

相信看到這里，會有觀眾覺得影片的質量堪憂：從榮獲奧斯卡獎的《危情十日》《房間》再到小成本、高概念的科幻片《科洛弗道10號》，類似“囚禁-逃生”的套路被玩了幾十年，還能玩出什么新花樣呢？

1990《危情十日》

2015《房間》

2016《科洛弗道10號》

想當初，《網絡謎蹤》作為一部“視窗電影”，都能在大銀幕公映，怎么此番全程實拍的新作反而選擇線上首發？果然，豆瓣評分似乎說明，查甘蒂這部新作“玩砸了”。

但這樣的想法，未免先入為主。 其實查甘蒂選這樣的題材并以線上播映的方式推出，恰恰不能得出他偷懶耍滑甚至狗尾續貂的結論。在我看來，查甘蒂是位不愿意重復自己、并且極具性格的導演，他故意以“反其道而行之”的任性方式，亮明自己要與其賴以成名的前作《網絡謎蹤》進行內容與形式上的切割。

《網絡謎蹤》

畢竟“桌面電影”的形式再新穎，在今天也屢見不鮮了：甚至還有了以新冠疫情的隔離政策為背景的桌面電影《奪魂連線》。

2020《奪魂連線》

在模仿跟風之作層出不窮的當下，查甘蒂若想要“一招鮮、吃遍天”是不可能的，而他也無意止步于此。其次，桌面電影的技術革新是以犧牲導演的場面調度跟剪輯技巧為代價的，查甘蒂似乎想通過本片真正證明自己的執導能力：即便是回歸傳統拍法，我一樣能讓觀眾大呼過癮。 走向《網絡謎蹤》的反面 前作《網絡謎蹤》與新作《逃跑》從內容、主題和形式上恰好呈現為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前者通過父親抽絲剝繭的探案過程，最后落足于親情的偉大；而后者則通過女兒一波三折的逃跑過程，體現了“親情”的桎梏。

影片《網絡謎蹤》中的父親在無人相信、孤軍奮戰的情況下執意尋找女兒的下落；而《逃跑》中的女兒即使遍體鱗傷，也要千方百計逃離“失心瘋”媽媽的魔掌。 這一相似的“從彷徨到堅定”的人物弧光的塑造，從上一代轉向下一代，正面角色的轉化讓《逃跑》完成了對《網絡謎蹤》的解構跟嘲諷：親情不一定是救命稻草，還可能是致命毒藥。

在主題上，將新技術、新形式發展至極的《網絡謎蹤》恰恰是傳統的；而回歸傳統類型片套路的《逃跑》卻是非主流的。

類型片的優良傳統在于以畫面和氛圍征服觀眾，《逃跑》在以下這幕中體現的極為典型：當女兒想上Google查詢母親給自己開的藥時，發現互聯網已被掐斷；而母親鬼魅似的暗影在遠景呈現，直勾勾盯著女兒的舉動，帶來十足驚嚇的觀影體驗。

影片《逃跑》顛覆前作的意識甚至在形式層面達成一一對應的關系：作為“桌面電影”的集大成者，《網絡謎蹤》以豐富的桌面細節信息取勝——光標的移動和打字的頻率就是它的“場面調度”，至于傳統意義上的畫面跟剪輯是缺失的。

它靠現代信息技術織起一張關于案情的彌天大網，觀眾必須像影片中的父親一樣打起十二分的注意力：面對應接不暇的大量畫面，通過篩選、拼湊、還原來發掘通往真相的隱蔽線索。

《網絡謎蹤》的桌面細節：電腦很早就給出了真兇的信息

而《逃跑》恢復并挑戰狹小空間中的場面調度和凌厲剪輯，這是從“信息流”向“技術流”的回歸。查甘蒂毅然決然地將賴以成名的情節推動工具——互聯網跟通訊技術剔除得干干凈凈。 譬如，女兒因無法上網只有趁媽媽不在時借助古舊的臺式機向陌生人求助，可不久之后電話線就被媽媽掐斷。

就連用于上下樓的遙控電梯也被媽媽破壞。

家里的各種電線只是女兒纏在腰上、翻窗逃生的工具。

查甘蒂似乎在以這種略顯極端的方式，回應人們關于《網絡謎蹤》只靠“互聯網技術”加持類型片內核的質疑：如果能在空間極其有限的“囚禁環境”中合理展現出殘疾人的自救可能，以最簡單的道具鋪就最高級的懸疑感，才見真正的大師功力。

電影《逃跑》片場照

在我看來，查甘蒂的腦回路的確讓人眼前一亮：當女兒被母親反鎖臥室中，她想爬出窗外、通過另一扇緊閉的窗返回房內乘坐輪椅，但手無縛雞之力的殘疾的她要如何做到這點呢？ 查甘蒂給出的答案是：讓女兒含一口冷水爬出去，先用電鉆在玻璃上開個口，然后把嘴里的水噴過去，因為熱脹冷縮的原理導致窗戶自行開裂。

這種創意已經無需再做“急中生智”式的情節交代，因為在影片開場，查甘蒂就打下了女兒自學成才的“學霸”人設：雖然被常年關在家里，但酷愛讀書的女兒卻以其優異的成績申請成功多所大學，只不過錄取通知書私下被母親一一扣下。

母親這種病態的控制型人格，在精神病學上有個專業名詞：代理型孟喬森綜合征。 代理型孟喬森綜合征 代理型孟喬森癥候群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指照顧者捏造或誘發被照顧者的身心疾病（或使被照顧者誤以為自己有病）。 在這期間，照顧者會通過無微不至的關懷，來向病人施加精神控制，甚至以各種手段促使病人病況加重，達到持續不斷地照顧對方的目的。照顧者以此方式博得周圍人對自己的尊重與同情，塑造自己“圣女”和“慈母”的形象。

代理型孟喬森癥候群不是第一次在影視作品中出現，先前提到的美劇《惡行》正是這類題材。但查甘蒂之所以敢照搬這一套路，是對自己“套路之中反套路”的創作能力有著十足的自信。 他心知肚明觀眾熟悉這一套路，于是先討好跟滿足觀眾“我比主創更聰明”的心理預期，最后又在觀眾毫無防范的情況下逆轉情節。不得不說，這一與觀眾斗智斗勇的敘述性詭計完成得相當不錯。

《惡行》

影片開場，單身母親戴安望向保溫箱中插滿導管的早產女嬰克洛伊潸然淚下。鏡頭一晃，17年過去，女嬰已經變為體弱多病、只能靠輪椅行走的花季少女。

依照經驗，我們以為故事是這樣的：母親因養大這個病怏怏的孩子殊為不易，孩子當初差點夭折的記憶又過于刻骨銘心；母親怕她離開的同時，想繼續證明自己的“成功”，才在女兒身體已經好轉之后，依然通過喂食藥物的手段維系女兒的病軀，以彰顯自己的價值。

但隨著女兒在地下室偶然翻到母親收藏的一張舊照片，影片迎來了第一次大反轉：原來，克洛伊并不是戴安的親身女兒。克洛伊的親身父母在哪里？戴安自己的女兒呢？

難道這其中還有什么不為人知的隱情？母親的病態人設還能反轉？深諳驚悚片一波三折戲劇結構的查甘蒂，先以“解藥還是毒藥”的疑問牢牢抓住觀眾，讓觀眾跟隨女兒的視角，從不合理的現實中發現母親的破綻。

但又在同一時間埋下一定程度的干擾因素：得益于“香蕉姐”莎拉·保羅森的精湛演技，在這一過程中，母親能自圓其說的邏輯影響到了觀眾的判斷力。或許只是常年以來的忍辱負重、獨自照料病人的艱辛，才讓母親的性情略顯古怪？

畢竟常年一直服藥、癱瘓在床的女兒也不能算“正常人”。在真相大白前，敏感的觀眾會在劇情走向的兩種“套路”間猜測。 美劇《惡行》中的“套路”是：最后真是母親虐待囚禁女兒，而且是憑真情實感將自己全身心地投射到這場“你是病人，我要保護你”的人生大戲中。

如果《逃跑》想要在劇作上推陳出新，勢必面臨結局的兩個選擇：一，母親不是類似《惡行》中走火入魔的“演員”；二，母親雖是“演員”，但女兒也絕非單純善良的簡單人設。 直到影片故事完結、又一個七年過去，我們才迎來了整個劇情的第二次大反轉，查甘蒂終于交出了謎底。

好演員成就好電影 論劇情的緊張刺激，《逃跑》完全不遜于先前的《網絡謎蹤》。其中，兩位演員的高水平表演功不可沒。

先前提到的莎拉·保羅森自然不必多說，她曾在《美國恐怖故事》《拉契特》等美劇中的“惡婦”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此次出演神經兮兮的媽媽一角可謂手到擒來。

可以說，她的表演極具層次感。影片中，那種因痛失愛女而導致的人格陷落非常令人信服。 當置身于自我營造的謊言之中時，她是苦口婆心、有苦難言的偉大母親；而當自己再也無力維持幻象，“相依為命”的泡沫行將破碎之際，她又頓時化作不管不顧、歇斯底里的瘋癲婦人。

但作為一部雙人對峙戲，兩個女主必須得產生勢均力敵的表演氣勢才能在情緒張力間達到平衡。老戲骨的正常發揮不足為奇，倒是扮演女兒的18歲新演員基拉·艾倫展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表演天賦，她的超常發揮是全片的最大亮點。

主要原因可能是：這雖然是基拉·艾倫第一次出演電影，但現實生活中她本身就是一位行動不便的殘障人士。有鑒于此，基拉·艾倫以“輪椅上的動作戲”為影片帶來真正的驚悚氛圍。

除先前講到的讓人心提到嗓子眼兒的“爬窗戲”，片中另一幕戲是女兒在大街上推動輪椅轉向前進、直奔藥房尋找線索。 這是個包含一系列動作的一氣呵成的長鏡頭，如果不是感同身受，正常演員是難以在短時間內訓練出足夠的肌肉記憶的：行動過慢會拖垮影片的節奏，而過快又會讓人覺得不真實。

只有讓觀眾相信角色真的步履維艱，并真真切切體會到那種出行的不便和焦慮，人們才會被帶進角色的心路歷程，并與角色共情。“惡女專業戶” 毫無表演經驗的殘障演員，查甘蒂的選角眼光可見一斑。

在年紀、閱歷、身體條件全面處于下風的情況下，女兒若想與母親“一戰”，就必須賦予角色強大的心智和聰明的頭腦。除先前提到的“熱脹冷縮”橋段，女兒最終也是憑借自身的學識扭轉整個局勢，完成了最終的報復。 當母親第二次將女兒抓回家中，孤注一擲想給她打上一針好讓女兒永久失憶時，女兒必須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利用自己的知識和身邊的藥物想出退敵之策。

從一開始單方面發現真相，到母女雙方的暗中角力，再到女兒豁出性命與母親勇敢對峙；基于查甘蒂導演的精心布局，人心的扭曲與險惡、命運的掙扎與唏噓，配合影片中兩次出人意料的反轉，都讓《逃跑》成為繼年初大熱的《隱形人》之后，今年最值得一看的驚悚電影。

電影具有的現實意義 最后讓我們拋開情節談一談該片的現實意義。《逃跑》比《網絡謎蹤》更強的地方在于：《網絡謎蹤》缺乏社會意義層面的表達，讓信息技術作為破案手段使《網絡謎蹤》并不具備對網絡生態環境的反思議題——但《逃跑》就不僅僅只是一部讓觀眾窒息的驚悚片。

本片對現實的關切就在母親一味強調的那句臺詞：“你現在可能不明白，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這句話讓所有對子女有著過分掌控欲的父母心頭一緊，同時能引發那些厭惡“都是為你好”的孩子們的共鳴。

這里映襯出很多現實里的親子關系：孩子與父母總在探索彼此合適的相處模式，但又往往迷失在互相的鉗制與壓力中。 作為一名印裔導演，看得出查甘蒂對“亞洲式家長”的掌控欲頗有微詞。在《網絡謎蹤》中，父親也是通過女兒的電腦才洞悉她的秘密，并了解到原來女兒過得一直都不開心。

看來在刻意與前作割席的全新嘗試中，查甘蒂還是冥冥中繼承著自《網絡謎蹤》以來的個人思考。這是一位技術過硬、有著強烈作者表達欲的年輕導演，我們大可期待他下一次又將帶來怎樣的精彩故事。

作者| 紀揚；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編輯| 騎屋頂少年；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