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墜樓死亡的剖析》的后半段，我突然意識到我掉入了導演的敘事陷阱。 它們太明顯，因為所有角色都掉入了陷阱；它們也太隱蔽，以至于很難發現，觀眾也在陷阱之中。 當電影看完，再思考電影名稱——電影名稱也是假的——這根本跟墜樓無關。 關于兇手的陷阱 在影片的1小時 42 分鐘時，警方承認了他的看法是主觀的，但是他辯解說：“沒有證人，也沒有人認罪，我們必須進行解讀。” 我覺得這句話是影片的題眼之一。

從片名到丈夫的死亡開始，導演都在引導角色和觀眾去猜測死亡的真相。我們如果看到了最后，會發現無論如何解讀都無法得到真相。 導演要讓我們去做一件徒勞的事情，就是為了讓我們意識到【必須進行解讀】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危險的。 比如我們對于嫌疑人行為的解讀：妻子隱瞞了丈夫死亡前一天兩人的吵架事實和手上傷痕來源。作為犯罪嫌疑人，吵架已經讓人生疑，因為這產生了一個殺人動機；而隱瞞就是罪加一等。如果沒犯罪，為什么要隱瞞呢？她的理由特別簡單，因為她雖然沒犯罪，但是也不想被當做嫌疑人。 而關于手上的傷痕來源，她也同樣隱瞞了，對于檢察官來說，這是在證言上多次撒謊；但是對于嫌疑人來說，她只撒了一次謊，吵架和傷痕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如果我認為妻子不是兇手，她的解釋是符合人性的；但如果我認為妻子是兇手，她撒謊就是做賊心虛。同樣一個行為，可以得出相反的解讀，而它們可以同時合理。 再比如，檢察官把丈夫死前一天的爭吵理解為【決心要掌握生活主動權】，并反問大家，他們會在這樣的情況下自殺嗎。這句話的陷阱在于，大部分人都沒有自殺過，檢察官想讓大家想象一個不存在的場景，來引導思考方向。 但是生活告訴我們什么呢？人是善變的，人可以前一秒興致高昂，下一秒絕望萬分。有多少自殺是有預謀的？有多少自殺是沖動的？有多少自殺是在毫無征兆下，只是看到了一個窗戶就順勢跳下去的？我們可以在前一個小時，為絕望的人生做滿三十年的計劃，但是在做完的一瞬間，發現這一切都毫無意義，而一個解脫的窗戶就出現在面前。 這也矛盾，也合理。我們對矛盾善變的事物做解讀時，不會有特別高的準確率。 而且我們要清楚，所有證詞對于我們而言，都是二手的，并且證人雖非有意斷章取義，但是他們正在無意識地用自己的敘事去推演事件的真相；而我們，要在這些二手信息和主觀的敘事之上，再去構建另一個敘事。 即使這些只是得到答案所需的一小部分信息，即使這些信息里面還有大量矛盾、微妙、無法解釋的地方，我們還要繼續解讀，因為我們認為自己【必須進行解讀】。 沒有對信息的全方位透視，所有自我構建或者他人構建的敘事，都會引導我們得出錯誤的結論。 最后，當兒子作為最后的證人陳述時，他讓母親脫離了嫌疑，但這并不代表真相，它只代表有一種解讀戰勝了另一種解讀。 關于一切的陷阱 而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于【誰是兇手】的故事，在審判過程中，有大量私人的、隱秘的、難以啟齒的夫妻關系和相處方式被當眾揭露，它們如此的生活、真實和正常，但是揭露的一瞬間，卻如此的難堪。 在難以回答的【誰是兇手】背后，有【夫妻間的關系】【丈夫死前的心理】等問題需要回答。對于觀眾而言，又要思考【妻子和律師的曖昧關系】，而這些答案，跟誰是兇手一樣難猜。 導演將剖析延展到了命案外的其他地方。觀眾透過鏡頭知道了比命案更多的故事，于是更想進行一切猜測。當妻子捧起律師的臉時，我們不禁思考，他們會接吻嗎？但什么都沒有發生。這是為了造成觀眾的又一次失算。 讓大家在所有的地方都失算，讓大家都無法得到結論，是導演善意的陷阱。 在生活中，我們都想通過只言片語來判斷一切，信息越少，判斷越快，越顯得我們思維敏捷。但是，如果此類剖析是對準我們的，我們能接受它的所有結論嗎？我們甚至都無法解釋自己的所有行為，卻被放大到世界里被審判，我們有多少次口是心非，多少次后悔，多少次在爭吵后馬上又和好，在絕大部分時刻，我們的行為和心理之間沒有一個等號。 當一個人被質疑的時候，除非是一個完美受害人，否則幾乎無法脫身，因為人總是復雜，人總是矛盾。互聯網會陳列所有細節，言論會放大所有疑點。沒有人可以在這種斷案中為自己成功辯解。 影片中審判用了一年，而我們看到 140 個字和一個短視頻的時候，就敢下一個十拿九穩的判斷。 像影片中的妻子，雙性戀、出軌、撒謊、語言不通、有動機、剽竊，如果她出現在真實世界里，她被世人判定有罪的幾率有多高？ 或許有人說：信息這么少，判斷錯誤是很正常的。 但答案是：信息這么少，我們就不下判斷。 導演的態度是中立的，她作為上帝視角，知道一切，沒有對事實和角色下判斷，她只是單純地描述了生活的微妙和不可知。 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確定的結論：我對世界所知道的一點，就是我對它幾乎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