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到《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時我多少有些訝異，從故事的開始直到結尾，都只有『我』一個人的獨白，他人的動作與對話都經由『我』對一位身份背景不明的美國人的轉述從『曾經』這個時空里流出，一個完整的，有著簡單夢想的巴基斯坦人的上半生在讀者眼前緩緩展開。而在『現在』這個時空里，拉合爾的小茶館內一切平靜如常，『我』與那位美國人從前菜上桌一路聊到天光散盡，最后在酒店門口告別，只見一個形跡可疑的黑影不斷靠近，而美國人的夾克內寒光一閃，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就此擺在了讀者眼前。改編電影大膽地替觀眾『選擇』了一個沉重與釋然并存的結局，將原先民族情結濃厚的文本轉化成了世界視角的影像。原本沒有具體身份和形象的那位『美國人』變成了久居巴基斯坦且身兼為CIA獲取情報任務的專欄記者Bobby Lincoln，有了明確的動機和目的。『現在』這個時空里也加入了矛盾和混亂——與『我』同在一所大學任教的美國教授遭激進分子綁架，學生的抗議活動與軍隊的介入在茶館內外都掀起了不小的波瀾。電影和書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反復地向觀眾強調 “You have to pick a side.” （請選擇你支持的陣營），并讓它取代了后者所期許的『交流的可能性』成為新的開放式謎題，你所相信的事會隨著故事的抽絲剝繭而不斷改變，憑借自身經驗和對于兩種文化熟悉程度差異而做出選擇的觀眾可能會等來一個出乎意料的收尾，早早在中立位置站定的人則開始思考更多懸而未決的疑惑。Fundamentalist是一個貫穿故事始終的多義詞，它既表示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者，也表示基督教的基要主義者，前者激進地維護本民族的教條，拒絕挑戰與妥協，后者保守并對于陌生事物持懷疑和恐懼的態度。這個詞恰如其分地表達了穆斯林和基督徒間的沖突。而主人公Changez又是Reluctant（不情愿）的，他既不想成為盲目為真主流血的士兵又在成為一個完全的美國公民的路上遭遇了重重阻礙（文化差異、自我迷失、來自后911時代的誤解與排斥），就這樣在兩者間的灰色地帶搖擺，這個身份認同的謎題無論在小說還是電影里都未得解。這個詞派生自Fundamental（基本的，主要的），這是主人公效力的Underwood Samson公司（縮寫后就是U.S.）的準則——“Focusing on the fundamentals.”（一切為市場基本需求服務/做好最基本的事），也是如今全球化經濟所帶起的潮流，『基本需求』被放置在首位，人情味和包容性降至低谷。原教旨主義在電影中被做了淡化處理，但我們還是能看見幾處關鍵的細節：主人公在馬尼拉的酒店里看見911事件的新聞，雙子塔爆發出火光與濃煙的一剎那他的臉上露出了掩藏不住的笑意；當對于恐怖主義和伊斯蘭的恐懼氛圍在紐約蔓延開來時，主人公卻刻意保留了象征穆斯林的胡子；當受到數次歧視與誤解后，主人公毅然決然地放棄了華爾街的工作，回到巴基斯坦成為了一名組織學生示威游行爭取政治自由的大學講師。這些行為部分出于他對美國『開放性』的誤讀，部分源自原教旨主義的導向。用原作者的話說：“吸引我注意的是整件事的象征意義，有人用如此明顯的方式讓美國彎下了膝蓋。我一直認為美國是一個向前看的國家，而911后它卻陷入了一種危險的懷舊情緒中——國旗和軍服，懷舊與榮譽，這種堅決地向后看的行為使我愕然。” 在小說里，主人公在與『美國人』對話的過程中，不斷從飲食和歷史的角度發掘巴基斯坦在深度方面凌駕于美國之上的優越感。“可能因為我們現在缺乏財富、權利乃至與我們世界第六人口大國相稱的體育運動成就，我們巴基斯坦人往往會對自己的美食感到不同一般的自豪。”“我們并不總是背負著沉重的債務，要靠外國援助和施舍度日。在我們講述的關于自己的故事中，我們并不是瘋狂而又貧窮的激進分子，而是圣徒，詩人和開疆拓土的君王。是我們建立起了這座城市中的大清真寺和沙利馬花園……我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你們國家還只是從美洲大陸邊緣蠶食而來的十三塊小殖民地而已。” 如今面對強國文化滲透的國人對此或許頗有同感，但小說的局限性也在于此，它一邊批判美國后911時代『向后看』的行為，自己卻也需要依靠懷舊來尋求精神勝利的感覺。河流再寬闊，也終究是河流。如何把河流變成海洋？導演用了一個簡單的辦法——調整人物重心，去掉了一部分主人公借美國回憶投射的民族情結，更多地凸出那些能起到對比作用的元素——三個美國人，一個華爾街公司。與Changez邂逅的美國女孩Erica是一個關鍵的隱喻符號，小說用了大量筆墨描寫兩人間情感的細微變化和從彼此身上發現的文化元素，并給了女孩一個有著強烈歐洲文學風格的結局——擺脫不了抑郁的她最后從療養院失蹤，無人尋獲，就像911后一群外來人眼中隨風而逝的美國夢、美國公民的精神傷痕和不再無所顧忌地開放著的國土大門。Changez一直不敢過早地和Erica發生關系，如同外來者被美國金融帝國和常春藤校背后神秘莫測的大西部精神所產生的傾慕與敬畏交織的復雜心理限制了勇氣；Erica對因癌癥而死的前男友念念不忘，或許是在暗示一種對去多元化的，古舊美國的往日情結。在兩人初次溫存的晚上，Erica因為想到前任的面容而流淚，Changez小心翼翼地把她摟在懷里說： “Just pretend I am him.”（假裝我就是他）。這是一切身份迷失的發端，也是矛盾的種子。電影將這種矛盾做了更加兩極化的處理，一邊用極其干凈純潔的鏡頭表達兩人的愛情，一邊在最后讓兩人大吵一架后含著淚悻悻離去。Erica的命運在電影中得以改寫意味著美國夢并未完全在此幻滅，從這處折衷修改能看出導演想表達一種希望猶存的感覺。主人公的伯樂兼上司Jim Cross則是美國精英階層和實用主義的代表，同時他也是最具美國精神的代表——白手起家者，因此他欣賞同樣從一個來自沒落家族并只身前往異域闖蕩的Changez。他先是用一種感同身受，略帶驕傲的語調向主角表明自己的貧寒出身，而后迅速地看穿并最大化地發掘了主角的才能。他對Changez的態度在911后并沒有改變多少，當Changez提出辭職時，他也沒有費心挽留。這種精英間不帶人情味的尊重更襯托出大背景文化的疏離和冷漠。回到Underwood Samson這個虛構的公司上，它的主要業務是利益評估，而里面多數的成員是分析師，簡要概括，它能夠定義一個對象的價值，就像美國社會這個大篩盤不斷地將尋夢者甄選入不同的階層一般，Underwood Samson淘汰一切參評企業的冗余業務，并對它們未來的發展做出規劃。美國就是這樣的一臺巨大機械。但這個公司本身又是一個被金融與物質架空的客體，Changez的才能在公司內是絕對被認可的，他所堅信的 “Equal chance to win.”（成功機會均等）從主觀角度上也得到了印證，但離開了這個微縮美國，他就需要跨過一段文化障壁的落差。電影中增加了一個情節：Erica把她和Changez的生活記錄做成了展覽，心情本就不好的Changez發現后出離憤怒，這也成了壓垮兩人關系的最后一根稻草。這大概可以說是導演對于『美國性』的一次發問——在自我袒露和開放方面，美國與世界間究竟存在多少差異，這種限度該如何把握才不會傷害到他人？Changez可以憑借能力成為支持美國機械運轉的一片齒輪，文化的界河卻仍舊寬闊得難以逾越。至于原作中的『美國人』，電影中的Bobby Lincoln，則是讓文本跳脫個體框架的第一要素。沒有『美國人』，就沒了講述故事的契機，獨白也難以在兩個時空內自由來往。從為數不多的線索出發進行總結，這個自始至終都略顯模糊的角色具有幾個特點：謹慎，身份在小說中自始至終都是謎，在電影中唯一一次在原有認識基礎上的深化僅建立在主人公的推測之上；情緒化，對于主人公帶有強烈民族色彩的表達感到明顯不快，電影內在得知友人遭到不測后瞬間失控；愛國，屢次糾正主人公對美國的主觀評價。可以說『美國人』就是主人公的一面鏡子，他們有諸多的相似之處，卻處在摩擦不斷的對立位置上。這一面鏡子把身為個體的Changez反射為一個民族整體，鏡像也隨之變化為另一個民族整體。米拉?奈爾在電影改編中加入了大量的世界風音樂作為填充，同時將原作中緩慢流動的敘事流大刀闊斧地用高速剪輯轉化為雙線沖突，看得人手心生汗。雖然有迎合市場之意，卻成功地維護了這個故事應有的格調。對比這兩年層出不窮已成陳詞濫調的種族題材，本片可以說是教科書式的存在。在文本影像化的過程中，拉合爾以一個色彩鮮艷，文化底蘊深厚，干凈整潔的城市形象出現在觀眾眼前，力圖打破觀眾對伊斯蘭國家臟亂差的定勢思維，如此世界的視角相當值得稱贊。在電影中，Changez向他的學生們發問：“人人都在追逐『美國夢』，可我想問問你們，有沒有考慮過『巴基斯坦夢』存在的可能性呢？”臺下一片死寂，答案不言自明。觀眾則暗自發笑或沉默不語，就像最后憤怒與反思集合一體的兩聲槍響，電影莫比烏斯環式的結尾就像看不到盡頭的文化汪洋，如果沒有一個開辟道路的摩西指引，那么這個故事也許會像那通錄音一樣不斷地回到起點，不斷地循環播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