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曾在訪談中說: “我認為戈達爾不斷地對一種廣為流行的、仿佛是馬克思主義的、提綱式的解釋提出質疑。這些解釋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相當抽象的，例如這樣的一些表述：在社會基本不合理條件下的‘勞動力’買賣，或者相反，在社會基本合理條件下的‘勞動力’買賣。”（《哲學與權力的談判》p45）

實際上，即便不參考德勒茲的提示，也可以排除戈達爾早年的《中國姑娘》的影響——《中國姑娘》之后，緊接著68五月風暴年來了，戈達爾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至少夢想著和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們并肩戰斗——看到《電影社會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電影或社會主義影像宣戰的。兩個人物談到戰后的納粹間諜得以在法國的社會主義政黨中滲入，還成了德國和法國制藥公司的代理；也談到35年、36年西班牙內戰時蘇聯政府騙走了求援的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大量黃金的事例。 除此之外，電影中還出現這樣的對話：“好萊塢是電影工業的麥加，也是先知的墳墓，需要注意的是，不知道為什么，好萊塢年是猶太人發明的。”如果說弱勢群體和小民族在語言中運用著極為多樣的流變手法，但當這些流變在與強勢的英語的關聯中被評估，那么語言就會被同質化、標準化，讓自己作為世界性的、大社會的語言，某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的語言。這就是全世界各民族的電影如何漸漸成為好萊塢電影的。法國斗爭團體“隱形委員會”指出，在法語中，société一詞（與人之間的關系；群居生活，群居；社交關系， 社交生活；社會；協會；社團；企業）與entreprise（企業）同義，創業就是創辦一個社會團體；2010年來，大不列顛保守政府為重新鞏固福利國家貫徹了所謂的“大社會”，它要賦予社會團體/經濟聯合體更多的權力。我們看到當今的美國也在走幾乎同樣的路線，反恐會讓它以團結的名義加緊社會化進程。這就是為什么這個時代的電影工業瞬間就會成為社會/經濟聯合體。 上面那句臺詞和電影中提到的“馬丹家族”充當斗爭小組的臺詞一樣“前后矛盾”和尖銳：“國務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這一次他們獲得了93%的選票，就是用了他們家族的姓……所以他們將會贏。在‘二戰抵抗運動’時期，距離圖盧茲不遠，存在一個小組，是‘戰斗’運動的一部分——‘馬丹家族’。他們的格言是：解放和聯邦，我們的人性……”家族，它甚至是比部落還要小的單位，但隨著它的社會團體化和企業化，它也進入了支配性的政治領域和黨派斗爭之中，連法國西南部城市圖盧茲也不例外，它曾經是法蘭克王國的一部分，一向就有家族斗爭的歷史，但這樣一個家族以“解放人性”為口號顯然是有個全球性的社會為背景，或者以社會主義為背景。

在埃及、巴勒斯坦、希臘、那不勒斯等等這些有神話故事的航線上，居然有一艘載著巴迪歐和要做“金融創造與文學創造”的講座的教授們的社會主義大船，它充滿狂歡，就好像發生過的事情縱然有啟示，但巴迪歐和教授們完全可以視而不見。社會主義不但不能回應何以納粹總是在社會主義政黨中滲入、何以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竟然陷害西班牙聯合陣線——這些檔案已經曝光；也不能回應為什么一邊以家族名義為人性而“反法西斯”，一邊這種斗爭對孩子（用尼采的話說是頭生子）的燔祭還會出現在社會主義？ 該片是對1987年的《李爾王》的更好的發揮，它改編了莎士比亞的同名戲劇，在那個戲劇中同樣出現了對幾個孩子之一、那個最愛她父親的女兒的迫害。我對里面的兩句臺詞印象格外深刻，一是：“我認為想了解李爾王唯一的方法就是通過黑手黨。” ，二是：“國家的問題，就是她父親的問題。” 除了戈達爾所說的，我要補充：我們是世界的印第安兒童，而我們的父親的問題是印第安人與美國人的問題。在此之前請注意： 脫離種姓運動以及Tiqqun《內戰導論》中提到的意大利激進女權取消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兒子女兒的全人類罷工運動，這些是斗爭的某種效應和視角，它呈現的不是一種關于身份的政治，而是一種對權力在其中流通的網絡的破壞。對裝置和社會的導電流的破壞才是對關系和生活基礎的一種恢復與拯救。在這個過程中，男女、家庭、父母、子女的問題將被重新思索。如果是為叛逆而叛逆、為擺脫而擺脫，如果一個人要絕對自由，那大概是偶像劇和苦情戲看多了，覺得孩子們都在被一個老婦扎針，班里的差生都在被同學們猥褻等等。這是一種自由派的影響，一種對所謂“揭露人性”的癲狂。自由派是愚蠢膚淺、無所作為的，他們不是要耕種文學的土地，而是要把植被啃光。

看看戈達爾在《李爾王》中對父女關系的展開吧。這不是一個關于叛逆和擺脫的故事，而是一個關于幫助年邁的父親思考他的人生的故事。幫助父親思考總要涉及到黑手黨和國家如何占據了人的一生。沒有一個偉大作家不是在拆解一架官僚機器或國家機器的情況下將父親或家庭的沖突作為其最重要的主題的：卡夫卡在《十一個兒子》中要飛著將父親帶走；普魯斯特則將《追憶似水年華》置于一場戰爭的背景，置于德雷福斯案件的背景——敘述者十分關注的外祖母的死何以很難被那個受戰爭和案件影響的上流社會覺察？ 而在我們這邊，@Anarchy247已經說過多少次，我們在家里的問題，我們父母的問題，我們的經濟困境，就是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和自由派的問題。這是一個農村為馬列主義綱領和社會主義路線徹底犧牲的問題，是幾乎已經永遠無法翻身和醒過來的大批亡靈的問題。如果這些亡靈不能醒來，或者說我們已經沒有辦法讓他們醒來，很顯然我們只能（極力傾向于）和他們死在一起。這是勞倫斯的詩歌里所哀號的。（《勞倫斯詩選》最后兩輯） 尼采說，如果一個男人酗酒成性，那么這是病了而不是有罪，他的妻子要幫助他而不是擺脫他。卡夫卡說你要教育和幫助你的父母而不是咒罵和擊垮他們，否則你就不是人。在你與他們的斗爭中，你要幫助他們。 我們這一代人，如果從來沒思考過父母的問題，又是從哪里看到斗爭形勢的必要的？自由派有各種口號和叛逆的理由，讀到斗爭理論他們也想玩，于是他們僭越掠奪，為了他們那驢腦子中的進步理想和共同進步理想他們什么都樂于犧牲。而父輩所失去的一切，他們那整個被馬列主義帶偏的、顆粒無收、變得歹毒的一生都得不到清算，而且這種狀況要按照國家的路線繼續在后輩身上延續和惡化下去。自由派則無休止地和我們談如何正確、如何不過火，如何不走向“邪惡”，以及譴責為何不直接攻擊體制本身。但是最大的霧霾就是自由主義，它限制所有生命的活動。卡夫卡那樣的作家比自由派革命一萬倍，自由派永遠不知道一個作家的革命是要讓什么重返，是要致力于將一個民族帶往何方并讓其成為一個新的民族。毋寧說，自由派的目標就是湮滅無數個卡夫卡，他們考慮的永遠是自己那點中產階級的利益、中產階級的獲勝，盡管如此，他們認為我們有義務去和他們聊電影和文學，關心他們的心靈，有義務給他們打興奮劑。被他們逼到絕境的人對他們的頹廢和心靈有義務！和他們居然有共同的人類目標！ 社會主義規劃對生活基礎的破壞的證據是非常明顯的，這份證據就在它對我們父輩的毒害上。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我的故鄉還是一個印第安村落，三十年不到，它就幾乎成了一個被高利貸、破產、荒蕪、貧困、人口流失、精神貧乏、無知、欺詐和廉價勞動壓得喘不過氣的黑暗村落。我的話語和幫助甚至都無法傳到他們耳中。所以說，普魯斯特為什么要創作《追憶似水年華》？反過來，為什么很多人寫寫受苦受難的母親、一場失戀臉、一場傷心、一場靈光乍現根本不能構成寫作？我們想讓時光向前走向一個超人的世界，但這也是一條向后的路，是重返印第安人的路，是打通伸向古希臘的橋梁的路。這條路不是直線時間中的現成品，它總是一種天才的創造和謀得，總是運動帶來的。文學，確實涉及到父親，不是俄狄浦斯情結里的父親，而是一個被禁錮在時光里的超人之父，一個創造的頭腦中的父親，一個印第安人或古希臘人的父親。如果這個時代毀壞他，不斷地毀壞他，那么這就是尼采預言的那場史無前例的戰爭和那種史無前例的政治的到來。

附： 意識，利益，黑社會與李爾王 （注：這篇文章原本不涉及戈達爾，但觀看了《李爾王》之后，認為它可以對電影形成一個注解。） 在《快樂的科學》[354]中論述意識的“作用”時，尼采認為逐漸增強的意識是種危險。因為在社會的群居中，個人意識是群體關系的意識，而群體關系的意識勢必是經過簡化的，成為了符號化和一般化的。在這里我們更明確地說，群居社會對應現代國家，而經由它簡化和縮減的群體關系就只剩下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了，它的全部宣傳、口號、標語、社會目標，簡而言之，它的整個道德無非是利益之下的命令，是在對經濟利益的服從中產生的行為規范。 即是說，人們進行的各種情感的裁奪、道義的裁奪，實際上都是在使用利益的標準，例如，我的女兒愛不愛我，只消看她能不能在經濟上救助我，在經濟上對我有好處。如果你有一個女兒，人們還不覺得這是一回事，認為這太常見了，家家都是如此，人之常情，人們總應該從某種實際行為中找到依據啊！誰不喜歡孝道與能力變現呢？但如果你有兩個或多個女兒，這就是一部《李爾王》了，到了這里，人們立刻能看出這是更加刺激的亞伯、該隱的故事，因為這馬上涉及到流放與謀殺。為什么一點利益會涉及到令人悚懼的流放與謀殺呢？因為，根本上，現代國家的經濟不是一種公民的利益，而是一種對公民進行恐嚇和發號施令的方式。讓一個普通的父親難以承受的不是經濟壓力而是主導經濟的威權與規則，經濟只不過是讓人服從的一個手段，歸根結底，在經濟中是沒有利益的。人們明白這是如何發生的，只消看一看黑社會和洗腦的營銷團伙如何運行。它首先讓盡可能多的人加入它，無論虧盈，人們都在它的規則中謀生。如果我通過這種規則獲利，我就千方百計地維護它，哪怕它讓我的爸爸失利，我也絕不會反對它，我只會反對和指責這些人的失策，最多從我的渠道救濟他，通過慈善，我又鞏固了我在組織中的道德地位，那么我就有權對失利的人發號施令，進而我想流放誰就流放誰，我串通好全家先流放我那收入微薄的姐姐，我從小就生活在她那異國情調、鶴立雞群的陰影下。而與此同時，我的整個家庭不是更安全了，而是完全被黑社會把持，它會這樣把所有人都一個一個地干掉和吸收掉。我的家庭成員都對好處有清醒的意識，都能作出清晰的辯論，口才進化了，但也被置于死地了。人們能意識到數字上的好處，但絕不會意識到隱藏的危險。尼采說，人們根本沒有專門用于認識的器官；赫拉克利特說世界的構造傾向于隱藏自身。在自以為能算清賬的時候，人們總是失去了更多，失去了甚至幾代人的真正的利益。好處是以犧牲幾代人的幸福為代價換來的。一個處于傳統種植與現代工業化之間的過渡時期的英國農場，是不會富過三代的。首先，它面臨著被壟斷和吞并的危險，然后，農場的后代在“進步”觀念的沖擊下紛紛義無反顧地去了工廠流水線。這只是一個方面，關心自身利益的群眾最有可能聽得進去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如勞倫斯的《虹》中描寫的，女兒明白，是爸爸媽媽撐起了兩根柱子，只有在這兩根撐起的柱子間她才有了一片自由馳騁和游戲的天地，保證她能無憂無慮。我們所說的對幾代人的犧牲正是這種犧牲：再沒有什么真正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來為孩子們支撐起游戲場地了，到時候只會有崩塌的巨石砸向頭頂：在公司里，在生意場上，在朋友聚會時，在買車開車洗車時，在下班回家后，在每月交房貸和辦信用卡時。 難道現代國家的建立和持續會是例外嗎？再說一遍，根本沒有什么利益。那些需要利益的人自己難道不清楚嗎？只有在你破產之后，被剝奪一切之后，你才會明白什么是他媽的利益！只有已經一無所有的時候，你才會感謝救苦救難的高利貸，哪怕是一只狼給了你兩個雞蛋，你都會說那是利益，那是親人，那是惟一的道德崇高，那是有資格過問你的家事的人，而如果你的家人中有誰不是狼，那你就要委婉地勒令他滾出去。現代國家無不是在這樣破產的時刻建立起來并開始它在允諾和債務中的統治的。國家要完善醫療體制，接管從出生到死亡的健康管理的這一系列決心，充分證明，誰要醫治，誰就要首先把所有人搞死。醫療體制和醫學技術的進步充分證明身體成正比地承受了多大量的痛苦和壓榨，即便如此，還不一定有住院的資本。技術進步不對應醫療力度，而只對應身體被摧殘和惡化的程度。同樣，經濟指標也不對應生活的提高，而是對應苦難的深度。它們自我揭示為人被榨取的程度。為了享受醫療福利，要付出多于身體承受力N倍的各種努力與勞動強度。 技術和經濟的進步從來都是最省力的控制手段，它給出了上升數值，而人們信仰這些數值所代表的指標。這下總統和政府就省心了。數字和指標耗光了人們的精力，讓人們去互相進行道德上的競價和指責，而不是去逃離規則，接著，統治者每幾年開一個關于國家如何展開宏圖的會議就夠了。 緊隨經濟的宏觀調控，福利、醫療——生命政治來了，比西方更全面的生命政治來了。國家甚至要規定哪個行業最值得尊重了。 尼采看到的就是這些。所謂意識，現在已經完全是控制，是置于死地。 （二）把廢墟也一同摧毀掉，或我們農村的黑社會化：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66011149500915#_0 另外幾條別處的筆記： 一、《君主論》（拿破侖批注版）p68：羅穆盧斯合該在阿爾巴不被接納，而應該在他出生的時候就被遺棄（相似的還有摩西和居魯士），這樣他才能成為羅馬的國王和奠基者。（拿破侖旁注道：有恩于我的母狼是布里埃納。羅穆盧斯，我會讓你相形見絀。） 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舊榜和新榜十二：你們的高貴不當向后流盼，乃是向前凝視！你們當愛著你們（未出生的）孩子的國土……你們當是從一切父母之邦和祖先之國土被放逐！你們當矯正了你們是你們的祖先的孩子。你們當如是救濟了所有的過去！ 三，《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p171：先知（如摩西）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背叛者，因此，他要比一個忠誠的信徒更好地履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命約拿前往尼尼微，為了讓那里的居民改邪歸正。然而，約拿的第一個舉動是朝相反的方向……逃走了。 四，《赫拉克利特殘篇》74：我們決不能言行一如我們父母的孩子。 為了表揚和向人們展示戈達爾幾十年如一日的激進，再附一小篇文章，重點在最后一段： 尼采：「犯罪屬于“反抗社會制度的起義”這一概念。人們不要“懲罰”一個起義者。因為，人們壓迫過他。一個起義者可以是個可憐和被人看不起的人。因為，本來就不該蔑視起義。——就我們社會的種類來說，揭竿而起本來就不會有損于人的價值。在某些場合，人們倒是應該因此而敬重起義者，因為他從我們【社會】那里感受到了【非用戰爭手段】才能解決的問題——他使我們如夢初醒……應該把“懲罰”概念歸結如下：即鎮壓起義、對被鎮壓者采取的安全措施（全監禁和半監禁）。但是，人們不應用懲罰來表示蔑視。因為，罪犯，無論如何也是人，一個用自己的生命、榮譽、自由從事冒險的人——一條好漢！同樣，人們不應認為懲罰就是懺悔；或是一種清算，好像罪與罰之間有某種交換關系似的。——罰是起不到洗雪作用的，因為犯罪并不骯臟。」 一，如何定義這樣的罪犯？他首先是個孤兒，他沒有家庭關系，即是說，他為自己使用了戰爭手段，因此才可以說他對社會起義。 二，很多人為社會犯罪，而不是對社會犯罪。 三，社會本身就是整體的合法犯罪。應該把社會和罪犯的法律地位顛倒過來。 四，社會沒有什么醒不醒的。 一個流落在外的女縱火犯，不管有沒有賭博前科，都比為母親殺人要漢子得多，因為一個母親就是一個社會，有時還是好幾倍的社會，這要看她生了幾胎，有幾個孫子、外孫。至于人販子，人販子讓一個孩子成了孤兒，這遠比在親生父母手下逐漸地成為孤兒、成長過程變成被父母逐漸掐死的過程強得多。在有父母的前提下，人若想揭露自己是個孤兒的事實，得付出蘭波那樣的代價，要斷條腿，要難看地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