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本身建立在不平等的關系上。這種不平等不是源自債務本身，債務本身的不平等可以通過利息得到緩解，同時在協議雙方的認同下獲得平等。即便對于債權人來說，受困于當下的處境，不得不與債務人簽立高利息的債務，譬如高利貸，最終債務還是在雙方都接受的情況下得到了簽立。 債務的不平等建立在債務人和債權人權力關系的不對等之上。債務人比債權人承擔更大的風險，而這種風險并沒有納入債務協議中。對于世人來說，“欠債還錢”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但這條暗行的規則遺忘了一個前提：債權人與債務人在簽訂協議的時候承擔著不同程度的風險。 有一種借出的錢收不回來的情況，債務人如果破產的話怎么辦？按照人情社會的邏輯，父母因為去世欠下的債務會由兒子繼承來償還，所謂“父債子償”。這種說法內在地將債權人需要承擔的風險消減到最低，全部轉置到債務人身上。一種出自保護強勢群體的目的，而對借債的弱勢群體毫無關懷之心。 一種更為正常的邏輯難道不應該是，簽訂債務的雙方應該承擔相同的風險？也就是說，當債務人無法償還債務，債權人應該承擔相應的損失。這種風險應該提前寫在債務合同中，而不是說無論債務人的財務關系如何，債權人都有權拿回當時出借給債務人的債務。 大衛·格雷伯的《債》分析了債務如何成為現代經濟學的根石。人類社會原始組織形態并非物物交換，而是復雜的信用體系。貨幣的發明讓責任和義務轉變為債務，從而讓“欠債還錢”的常識腐蝕掉人類彼此關愛的本性。（《債：第一個500年》） 銀行的破產機制是對此的一種修正。當一個企業破產，借貸給該企業的銀行需得免除它的債務。因為這種損失提前寫在了雙方債務合同的條款中。銀行借貸給企業之前，需要對企業進行先行評估，合格才借給企業。此種破產機制即是對債務雙方共同承擔風險的一個實例。 只是相似的情況很少發生在個體上。一個向銀行借款還房貸的公民，倘使失業無法繼續償還房貸，他所購買的房產可能被抵押或收回。損失將全部由該公民承擔，銀行不會受到牽連。這是美國次貸危機造成如此嚴重災難的部分原因。 當時美國家庭的債務（主要是住房債務）已經大幅提升，使得他們應對房價下跌的能力迅速削弱，房價下跌在一系列惡性循環后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大衰退乃至歐債危機。合同式住房抵押貸款是應對此種債務危機的一個有效對策，即由債務人和債權人共同承擔風險。（ 《房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