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某種題材和特定的美學手段相結合，成為引人矚目的風格后，勢必能引起不少創作者相繼模仿。不好說波蘭導演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獲奧斯卡獎的《修女艾達》究竟讓多少同行后輩垂涎，但這種極權題材的黑白片開辟了一條通向電影節頒獎臺的捷徑，則是確鑿無疑的。 這部去年入選柏林電影節“遇見”單元的《仆人》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不論其美學風格，還是氛圍格調都無法不讓人聯想起《修女艾達》，原來影片還真是《修女艾達》的聯合女編劇寫的劇本。故事講的是80年代鐵幕冷戰背景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執政共產黨為了改造親西方的天主教會，一面拉攏一面打壓，合作支持的神職人員成為極權的幫兇，而頑固派則轉向地下，繼續堅持宗教獨立性，同時也遭受秘密警察的搜捕和暗殺。影片由兩個進入神學院學習的男青年切入敘事，隨著各自走上悲慘結局而撕開那個年代的猙獰面目。

這依然是東歐電影慣用的美學風格和壓抑基調：古典畫幅、黑白攝影和怪異構圖，好幾個高空俯拍庭院場地的鏡頭，將學生們失去自由、被束縛的外在環境與心理刻畫得淋漓盡致。這種野心勃勃的視覺美學讓人體驗到極權統治下的窒息氛圍。 相比之下，敘事顯得較為薄弱。盡管采用一個黑色電影的倒敘開場，之后用反動傳單引出秘密警察入侵神學院，以及學生絕食抗議的情節，然而，大部分令人觸目驚心的時刻依然是沉默寡言、象征性的畫面，比如學生們面無表情地圍著乒乓球桌打球，秘密警察將神學院所有的打字機收繳并扔到卡車上，或者是教會領袖們在執政黨舉辦的“和平世界”會議上冷漠地舉手表決。

這種只強調美學構圖或渲染氣氛的手法令敘事顯得抽象含混、依稀莫辨。類似的缺點還延伸到人物身上，劇本里沒對這兩個年輕主角的背景經歷詳細交待，只言片語地散落在不起眼的對話細節里，無法塑造出角色的真實感，使他們更接近于象征符號，令人難以產生共情。意外地，反派人物醫生稍有點意思，他在結尾對著射燈觀察自己四肢和身上皮膚疾病時，成功詮釋出這個人物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