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時旸） 聚焦于犯罪動機的劇集不太容易成功，如果為了快節奏和收視率，拍著拍著就會成為《犯罪心理》那樣高開低走每況愈下的流水賬，而如果真的要凝視那些罪案的核心，又會變得異常艱澀。《罪人的真相》就屬于后者，它默默走到第三季，越來越像個接頭暗號，變成了一部分劇迷敝帚自珍的故事。 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或許可以倒著進入這部劇集，從最新的第三季開始逐漸回頭去看，是更容易進入的方式，畢竟，這三年里的故事由一個老探長串起，但每季一個案件，彼此間并未有相應關聯。最新的第三季，由人們熟識的馬特·波莫參演，撐起一個緊繃而撲朔迷離的案子。 尼克突然出現在伯恩斯家門口，帶著舊時秘密和一臉莫測神情，侵入了伯恩斯和即將臨產的妻子平靜的生活。隨即的一場車禍打亂一切，尼克慘死血泊之中，大多數人認為這不過就是一樁意外事故，但老探長安布羅斯不相信這樣的結論，他開始一點點接近伯恩斯——這個人見人愛的高中老師，顧家安分的準爸爸慢慢浮現出另一張臉。 最初，尼克和伯恩斯的關系引人揣度，同性戀人或者犯罪搭檔，但其實都不是，最終的發展令常人無法理解但深想起來也順理成章。他們從大學開始成為密友，命運交纏，是因為兩個人都有著同樣的內心黑洞，他們是兩個尋找“意義”的人，但生活本身不提供理想的答案，他們開始選擇行走在危險的邊緣，通過感知疼痛、面對恐懼與死亡對視來確認自己的存在。那些自毀式的舉動愈發極端，在一個時刻，伯恩斯抽身而退，但最終，在被生活瑣屑困擾和吞噬的當口，他又一次感受到了某種遙遠的召喚。從這個意義上講，《罪人的真相》第三季的故事讓人想起那部改編自村上春樹原作、李滄東導演的《燃燒》，有人說《燃燒》討論的是階級，是貧富，它絕不是那樣淺顯的社會性議題，它討論的是“存在”——我們為什么活在這世上，這一切的意義，以及那些受困的靈魂企圖飛升卻最終跌墜的絕望。無論《罪人的真相》還是《燃燒》，其中的主人公所確認自身存在的方式最終都走向了決絕——取人性命。殺戮成為了他們混沌無感的狀態中唯一尖銳的痛。那喚醒自己，也終結自己。 如果只是簡單粗暴的從法理角度去看，這些人根本無需費心掂量，“變態”足可以總結一切，就像老探長安布羅斯的那些同事一樣，抓住了人，確認了證據，結案。但安布羅斯卻一直想追究海面以下的冰山，那些掩藏在人心背后的內容，從表層去看，這不過是個年邁的偵探對于犯罪動機固執的追尋，而從深層去探究，其實，安布羅斯自己不過是想從那些“異類”和“邊緣者”的身上看清自己，只不過這一點連他本人都無從察覺。是的，他和那些“罪人”一樣，時刻處于巨大的混沌與迷霧之中，只不過他的迷惘是因為不肯像絕大多數人一樣渾渾噩噩地陷入生活慣性的結果，他見證和思索的太多，想去探求和印證的太多，這成為了荒誕的悖反，那些不去思考“意義”的人們，反而可以過上一種“有意義”的普通生活，而追尋“意義”人們，卻最終都被黑暗吞噬，被同類排斥。安布羅斯不會放過罪人，卻在罪人的眸子里照見自己。所以《罪人的真相》是那種經典的探究罪案，療愈自己的類型。 像安布羅斯這樣的人注定會墮入深淵，成為同僚眼中乖張的存在，被猜忌、被質疑、被疏離，他自己行走在一條模糊的灰色界限上，無法認同那些殺戮，卻某種程度上迷戀于伯恩斯與死去的尼克對于人心的探險，他沉迷接近又保持距離，他沉淪其中又艱難自拔。正是這樣的極端矛盾、自我抵牾、內部撕扯成就了這個故事難以名狀的魅力。 從第三季回望，就會發現，《罪人的真相》所發展出的三個故事，默默編織著非常精巧的結構，每一個罪案所呈現的“罪人”內心都和進行破案的安布羅斯警探的內心黑洞對稱，而三個案件所對應的就是老探長自己心理問題和精神困境的三個階段，他被迫面對，痛苦破除，自我拆解又自我重建。這些外人看起來或殘忍或迷離的罪行與罪人，成為了他重新進入自己精神迷宮的鑰匙。第一個故事中，那個莫名發狂的女人生于一個天主教家庭，有一個扭曲的母親和一個病弱的妹妹，她從小被精神禁錮與虐待的經歷成為了她精神DNA中最重要的一個線段；第二個案子中，那個幼小的男孩毒殺了兩個扮作他父母的神秘男女，牽連出背后的烏托邦社區，遮蔽在普羅大眾視線之外的黑暗和想象不到的人心之光，而直到第三個案子中，終于抵達了對于死亡和存在這種形而上問題的拷問。這一切分別映射著安布羅斯對母親痛楚的記憶，與故鄉曖昧的關系，逃離、想念、對峙與和解，以及老之將至時對于死亡的不安、恐懼、好奇與勇敢。 像諸多經典的社會派罪案故事一樣，安布羅斯是一個處境艱難的警探，他的扮演者比爾·普爾曼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神情去闡釋這個內心況味復雜的偵探——為難、苦笑、無奈的應付與客套背后的決絕和執著，他有一種惹人憐惜的孤獨，又有一種讓人肅然起敬的堅韌，他在暮年面對離自己而去的妻子，并不親近的女兒，無法交心的同事，卻意外在撞見的罪案中找到了對話的對象，那一個個“罪人”，成為了引領者，催化劑，解夢人，那些罪行成為了點撥他認清生活和自我內心的神跡。 從這個角度去看，誰是罪人？那些取人性命的人是罪人，但安布羅斯自己又何嘗不是。只不過，他背負的罪不是世俗意義上的，而是精神意義上的原罪。一生過半累積下的苦痛，惶惑，欲念，對未來與死亡的恐懼、迷茫、不解，都在一個個案子的探究中被激發，被解惑，罪人成為了牧羊者，他們渡不了自己，卻意外渡了旁人，所以，這世上誰能說自己不是“罪人”，誰又是誰的神？ （本文首發 北京青年報 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