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影片并不直接宣傳政府的政策、方針，也盡量避免政治傾向直接“出場”，而是通過對克已、奉獻、集體本位和鞠躬盡瘁的倫理精神的強調來為觀眾進行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社會化”詢喚，從而強化國家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合法性。 當然，在這些影片中，倫理與政治、情與理、道德英雄與政治英雄之間的裂縫并沒有得到完全的縫合，盡管對這一裂縫的彌補，也許并不僅僅是或者主要不是電影文本自身的敘事能力所能承擔的。而從美學的角度上來說，不少“好人好事”影片，如《軍嫂》、《少年雷鋒》等，不僅敘事方式、視聽語言相對單調和陳舊，而且人物形象由于被道德定位，他們內在的人性困惑和必然要面對的外在環境對人格的壓力在影片中便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和簡化了，人物被先驗地假定為就是一個既不受來自本性的個人利益驅動也不受來 自外界的利益分割的誘惑的“天生”的“好人”，人物形象往往缺乏立體性而成為一個平面化的倫理符號，或多或少地在相當一些影片中留下了意念化的痕跡。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談到小說藝術時，曾經說，“小說的藝術教讀者對他人好奇，教他試圖理解與他自己的真理所不同的真理”，所以，“將 道德審判延期，這并非小說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16這段話里也許正包含著某些被藝術歷史證明過的可以引起我們思索的藝術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