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威尼斯電影節上，《正發生》以毋庸置疑的優勢拿下了金獅獎。影展結束后，我和朋友們一起討論了這次影展最喜歡的電影：我最喜歡《正發生》，男朋友最喜歡《上帝之手》，gay蜜最喜歡《犬之力》。原因都只有一個——這三部電影對我們來說代入感太強了，而它們又恰好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性別視角，是他者難以體會的心境。作為女性，我喜歡《正發生》，因為它足夠坦率地掀起了女性感想不敢言說的悲劇：捍衛我們的子宮，究竟要經歷多少傷痛？ 作為一部法國電影，《正發生》繼承了同年奪得金棕櫚的《鈦》的真實、殘酷、裸露和直白，在電影節展映期間，一名影評人甚至在觀影過程中因為對某些鏡頭感到不適而當場暈倒，被救護車送去醫院急診。《正發生》敘述了一名意外懷孕的女學生安妮的經歷，60年代的法國，墮胎仍然是一種違法行為，為孕婦進行墮胎手術，會讓醫生和孕婦都面臨牢獄之災。一如電影名《正發生》這三個字所闡述的那樣，從安妮在筆記本上記錄下第一個數字開始，懷孕的焦慮、女性的社會壓力、來自外界的羞辱以及身體的痛楚，超越了電影線性時間和歷史界限，影射在當代現實社會當中。 生育雖然說是一件普通人在二十多歲以后才會真正面臨的問題，但是對大多數女性來說，她們早在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就已經被灌輸了一種想法：長大以后，她們將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名媽媽，就像她們媽媽的命運一樣。沒有人會在女孩小的時候告訴她們，身為女性是否有選擇成為媽媽的權利；在她們長大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拒絕成為一名媽媽。生育的代價和養育孩子應當具有的責任感在社會的審視下被刻意淡化了：它仿佛是每個女人按照人生軌跡過日子時必要經停的一個驛站，到了發車時間刷完票以后，人生才可以順理成章地過下去。直到有一天，女孩的小火車終于行駛在了成為母親的車道上，才會發現，生育事實上是一條深不見底的隧道，一旦試探性地打著燈開了進去，就再也沒有變道的可能。 這就是為什么波伏娃說，“一個人并非生下來就是女人，而是逐漸長成了女人”。 顯然，懷孕過早地出現在了安妮人生列車的軌道上，她想要讓自己的人生變條道。她本是文學系最出眾的學生，渴望通過學習來改變命運，走出無產階級家庭的困境；她沉溺于文學，留戀薩特和加繆暢談自由的書頁；在燈紅酒綠的夜晚，她可以始終保持清醒地淌過那些渴望她的男人們，堅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安妮的目標很明確：為了能夠繼續學習，她必須要冒險墮胎。無論要經受多少身體上和健康上的折磨，她都渴望逃離，是因為只有這么一條道路，才能逃離整個社會為婦女設下的永恒不變的結局。

在電影伊始，導演奧黛麗·迪萬將鏡頭近距離地靠近在安妮的身側或者身后，觀眾始終只能看到安妮的背影或者側臉，直到場景切換到安妮的日常校園生活時，觀眾才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安妮的正臉。全片采用了大量這種四分之三的鏡位，就像是用一種親密朋友的視角伴隨著她，讓觀眾能夠和安妮用同等角度審視生活。在女性電影中，觀眾通常站在一個評判者的位置，人們迫不及待地從女性電影中挖掘和現實社會關聯的真相，批評它、討論它，有時候，女性電影需要觀影者具有一定的敏銳的洞察能力和同理心才能理解導演的意圖；《正發生》在全片貫穿的這種從安妮主觀視角出發的獨特親密鏡頭，無限放大了安妮的情緒感染力，讓觀眾身臨其境地投入到了早孕學生在60年代封閉社會所面臨的困境，安妮正在經歷的，也是觀眾一起面臨的。對于一部女性電影來說，最大的困難或許就是如何跨越性別障礙，讓所有人都可以最大程度地站在女性的視角去看待她們所遭遇的一切傷害——《正發生》卻做到了。 這也是為什么人們認為《正發生》是如此地真實又殘酷。99年出生的安娜瑪麗亞·沃特魯梅飾演的安妮冷靜、果斷、隱忍。她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自己懷孕的周期，一邊毫不猶豫地一步步實施自己的墮胎計劃，表現出了遠超同齡人的勇氣和沉著。她無法輕易地向他人尋求幫助，即便是親密到可以共享同一快口香糖的好朋友，也不能接受她墮胎的決定。《正發生》用“少女懷孕”作為引子，揭露了一個女性在社會中常遭受到的多重壓力——包括來自于同性本身的責難。安妮的密友前衛開放、毫不掩飾自己對情欲的渴望，卻在精神領域囿于社會封閉的界限，對女性控制自己身體的想法不敢茍同，在安妮最無助的時候離她而去；導演選用了一場裸露的浴室戲來表現安妮和宿舍樓里其他女孩的爭端，霧氣彌漫下赤條條的女孩們像重裝武士一樣居高臨下，每個赤裸的軀體都是命運相似的個體，同性之間的坦誠反而成為了弱點，她們用尖銳的語言刺痛安妮無所遮掩的軟肋。女性之間的無妄恨意是看似柔軟的花莖上的直白尖刺。

導演把安妮一步一步執行墮胎計劃的過程用于推進電影的戲劇強度，每一次墮胎計劃的具體實施都成倍地為觀眾增加了情感壓力。第一次情感壓力發生在安妮拿了母親給她買書的錢去看婦科醫生，陌生的醫生請她張開雙腿，將手伸進她的下體做產檢——安妮臉上的羞恥逐漸轉變成了隱忍，她在那一刻開始明白：我們無法逃脫，我們別無選擇。當自己走上違背社會倫理的道路時，尊嚴早就無從談起了。鏡頭以安妮的第一人稱視角來營造出身體被入侵的不安感，讓觀眾和安妮一起承擔身體上未知的痛苦和精神壓力。 這種身臨其境的體驗在墮胎計劃的第二步愈演愈烈，安妮被不同婦科醫生拒絕之后，決定自行墮胎，比手臂還長的工具徑直搗入下體，精神壓力在這里被轉換成了身體上的具體痛楚，鏡頭對少女忍耐著巨大痛苦的表情進行了漫長的特寫以后，忽然間就轉換到了第二天：安妮假裝無事發生，憔悴但平靜地坐在課堂上。 影片在墮胎計劃的第三步達到了全片情緒壓力的頂點：這一次，安妮終于找到了能做墮胎手術的地下醫生。地下醫生藏匿在居民樓中，所謂“診所”就是醫生的家，看上去和普通的住所毫無差別。這種普通讓人生疑，衛生條件更無法得到滿足，但在一個墮胎即為犯罪的時代，婦女們只能選擇鋌而走險——墮胎的法律地位并不會左右女性是否要放棄自己身體里的孩子的想法，它只能決定女性是否能獲得安全的墮胎醫療服務的機會。安妮躺在餐桌上接受完檢查，隨后開始正式進行墮胎手術。鏡頭越過安妮的肩膀，和安妮以相同的主觀視角向下俯視，在她張開的兩腿之間，醫生正在準備手術工具，懷孕帶來的一切痛苦終于要在此刻結束。雙腿在構圖上形成了一個視覺聚焦的牢籠，醫生的準備工作的過程仿佛是在讓觀眾為接下來的血腥場面做足心理準備，恐慌和身體的不適感慢慢逼近，醫生冷漠地將大產鉗探入安妮的身體，整個影廳回蕩著安妮的慘叫聲。就在這個時候，有觀眾陸續選擇離場。 盡管《正發生》闡述的是60年代法國的社會問題，但它同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大利當今社會對于墮胎的態度。自1978年以來，意大利早就通過了墮胎合法化，但作為一個天主教國家，90%的人口都信仰天主教，醫療保健系統受到政治和宗教的雙重影響，因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醫護人員對于墮胎問題的態度。法律給予了醫護人員拒絕進行墮胎手術的選擇權，他們可以出于宗教信仰，拒絕為孕婦進行墮胎手術。根據意大利衛生部的統計數據，有高達68%的醫生拒絕做人工流產手術，一些醫生甚至會為了避免孕婦墮胎，故意隱瞞胎兒的健康問題；在保守的南部地區，拒絕做墮胎手術的醫生比例超過了80%，婦科醫生在實習期間不會有專門的墮胎培訓機會。如今，意大利的墮胎法案仍然在社會上存在許多爭議，反墮胎計劃在一些城市被政客用作拉攏選票的武器。 安妮的服裝設定在整部影片當中都保持了藍色。藍色，是宗教藝術中圣母瑪利亞外袍的顏色，也是宗教藝術中圣母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圣經故事中，圣母瑪利亞保持童貞之身，受到圣靈感孕而懷上了耶穌。在安妮的第一次孕檢中，醫生問安妮是否有過性行為，安妮的第一次回答是否定的。導演有意將安妮與圣母聯系在一起，挑戰了宗教故事中圣母受孕的倫理問題：圣母無故受孕，是否真的符合她本身的意愿？圣母有權利拒絕誕下耶穌嗎？

隨著最后一次人工流產手術結束，觀眾的緊張情緒也隨著安妮踉蹌回到宿舍的夜里消散了。疼痛依然纏繞著安妮，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嚎叫、捶打墻壁，她逃向廁所，在敞開的廁所隔間里，不等觀眾反應過來，隨著一聲巨響，一顆混雜著血色的漆黑胎兒連著臍帶墜落在了宿舍廁所的馬桶里。正當大家已經從墮胎手術的緊張情緒走出來，從客體的視角觀察安妮的生活，以為一切都在走向尾聲的時候，導演又重置了觀眾的心理預期，以這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瞬間刺激到了所有的觀眾，為安妮的墮胎行動真正地畫上了一個飽滿的句號。 《正發生》以安妮墮胎的經歷為主要線索，我們看到了一個女孩只身對整個社會體系和觀念做對抗的數周，是如何一點點分泌出失望的。在她所經受的背叛、欺騙和羞辱中，墮胎而造成的身體傷痕反而是最微不足道的。她告訴老師，她得了一種“只會傳染女性的疾病，這種疾病會把人毫無差別地變成家庭主婦。”波伏娃說，女性境遇中的每一個因素，合謀限制了她們，讓她們變得平庸不堪。《正發生》帶給觀眾的遠超越墮胎倫理，揭開了社會觀念之困的，《正發生》能夠在威尼斯拿下金獅獎，代表了評審團對電影藝術的肯定，以及現代社會對女性掌控自己身體權利的支持。觀眾的離場證明了《正發生》所反應的歷史問題恰恰是當今意大利社會仍未面對的問題，電影的作用并不是為了編織美好夢幻的仙境故事，而是現實的投射：當我們離現實越近，現實的污點也就越發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