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盤醋都值得包一盤餃子 影評人們對《烏海》的評價兩級鮮明，但其實也很好區分，大概一種是收了錢的，大概另一種是沒收到錢的。當然不排除有影評人沒有收錢但給了好評，那可能是有朋友在組里，畢竟一個獨立電影人的劇組里，好多人都有搞影評的朋友。 一個例證是，關于電影的差評五花八門，但關于電影的好評，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了影像魅力與黃軒的演技上，沒有辦法，不以演技聞名、演什么都像“被侮辱與被損壞”的黃軒，已經成了這部電影中唯二拿的出手的部分了。 我承認，有些段落攝影不錯，但更接近照片意義上的不錯，而非電影意義上的不錯，比如夜幕四合之際，恐龍雕塑在荒涼的西北沙漠里被壓扁成一道剪影，黃軒、每一秒都比前一秒更加惱怒的黃軒、馬里亞納海溝一般的法令紋盛滿了委屈苦水的黃軒，在一個靜態的長鏡頭里，爬進了恐龍的嘴里。

挺美，但，然后呢？ 我承認，我是被抖音上頻繁刷到的段落吸引到電影院的，但這更接近一種獵奇式的膚淺驚訝，而非驚喜。比如黃軒被兩個討債的堵在電梯口，黃軒悲憤交加之際擠進電梯，一個討債人飛起一腳想弄開電梯門，黃軒抱住腿，用力一卸，那腿便掰下來了，原來是一條假腿。暗黃色的電梯里，一條孤零零的假腿隨著齒輪傳動輕輕晃動。 挺魔幻，但，然后呢？ 我有理由相信這些段落是一位癡迷影像的青年導演深夜輾轉反側時的突發奇想，他生怕入夢之前天才般的影像無法投射到現實，于是生搬硬造了一百多分鐘的劇情去，為的就是把這個場景放到大銀幕上，讓影評人們都看看。 正應了姜文的話，“就是為了這點醋，我才包的這頓餃子”。但可惜的是，這話兒被《邪不壓正》里的藍青峰用粗啞的聲線說出來，就滿載了張飛繡花粗中有細的講究，但若出自一位顧影自憐的文青之口，就無比矯情。 何謂矯情？辛棄疾在《丑奴兒》里下過一個特別準確的定義：為賦新詞強說愁。矯情是一種自我迎合，是被自己拼湊出來超現實或者魔幻現實段落——誰也不在乎這兩者的區別，但一個操著內蒙方言的故事，似乎必須既是超現實的又是魔幻現實的——所自我感動。 導演沒有想過情節本身的合理性，比如一個男人如何爬到恐龍雕塑的嘴里，難道恐龍雕塑細致到雕刻出了從喉管到腹部的中空結構？比如一個殘疾人為何在打架時將那條義肢當成自己的第一進攻選擇，因為致敬《攻殼機動隊》嗎？ 他更沒有考慮情節之間的合理性，影片開頭，女主角教村里的老人瑜伽的段落還有什么作用，一個個老頭老太太人人能金鐘倒立，然后，他們在漫長的后面完全沒有出現過，我們甚至不明白，女主角瑜伽老師的身份都不重要。還有那些民樂手，在帳篷著大火的時候還在鎮定自若的演奏，這種強行營造對比的方式與全片努力制造的現實主義景觀格格不入。在形式與內容之間，導演義無反顧地撲向前者，這奮不顧身的笨拙姿態相當幼稚，因為一個成熟的導演，總是要通過不斷權衡，最終做到“我全都要”。

就連人物的動機也是模糊的。我們不知道黃軒為什么欠了那么多錢，欠了誰，我們只能知道黃軒生活很艱難，而他的艱難，只是通過一個個電話來完成的。也許導演會說，這些都不重要，欠錢只是一個“麥高芬”。但麥高芬的成立在于主人公和觀眾同時不知道為何而行動，因此有一種黑色電影的存在特質，麥高芬是對人物動機的陌生化而不是簡化。 我能想到的唯一的理由是，導演抽離了這么多動機，只想講一個單純的家庭故事。影片放出的預告片足以表達出，他想展示一個家庭是如何崩壞的，一位善良的丈夫為何撞死了妻子。

大概每一個喜歡拍家庭生活的創作者，都崇拜能拍出《婚姻生活》的伯格曼，并嫉妒能拍出《婚姻故事》的諾亞·鮑姆巴赫，原因無他，伯格曼已經作為大師死掉了，而鮑姆巴赫還活著，正當年呢。但導演顯然沒有能力去處理夫妻之間真正細微的疏遠——那種坐在一起、天天睡在一起都無法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情境，導演沒有能力創造出一個讓夫妻兩個自說自話的場景，在《烏海》說來說去，說到底還是因為倆人之間有誤會，丈夫覺得妻子出軌了，并誤以為妻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這是一個特別容易解開的問題，只要兩個人平靜下來，坐下來談談，翻翻之前的聊天記錄就能解決。但導演硬是把這么一個問題當成了影片的核心。為了延宕這個問題，他只能故弄玄虛地為這對可憐的夫妻創造那么多艱難的外在條件，讓他們不得不一直不在一起，根本無法坐下來談談。直到影片末尾才讓兩個人回到山上。在這里導演做了一次偷梁換柱，在黃軒把一切都搞砸、走向窮途末路之后，夫妻的感情問題已經被偷換成了黃軒的命運問題， 想想《婚姻故事》中斯嘉麗與老司機的吵架段落吧，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 ，根本不需要什么欠錢、謀殺、犯罪，甚至不需要出軌，單單是兩個人在柴米油鹽或人際關系上的不同觀念，就足以摧毀一段婚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