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女性意識的覺醒，生育問題日益成為全球性的社會熱點。光是為人母的社會-自我期待與鬼門關走一遭的風險間的殘酷沖突，國內（《生門》、《人間世》這樣的紀錄片）國外（如《女人的碎片》）的影視作品均有關注并引發熱烈討論。在社會福利和平權建設方面一向走在世界前列的北歐國家在這一題材近年來更佳作頻出，如丹麥電影《愛在你手心》、《第二次機會》和瑞典電影《賓館》（“機械姬”艾麗西亞·維坎德飾演一位因提前分娩未能按預期時間剖腹產而抑郁的新手母親）。 而今年入圍戛納電影節的挪威電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則將生育問題溫柔地融合到“生”、“死”、“愛”的永恒討論之中。作為一部絕對的女性電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不僅斬獲戛納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還是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有力競爭者。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女主角朱莉（Julie）是一位典型的北歐女性：在高等教育和社會福利都唾手可得的背景下，她完全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專業、事業、伴侶和人生軌跡。自由是她的首要價值，而這份自由卻又帶來些許迷茫。隨性的她最初學習醫學，卻因為對人類精神的興趣遠多于對人類軀體的興趣而半途而廢。兜兜轉轉到30歲時，她在一家書店做店員，業余愛好是攝影。她也嘗試寫作。她的男友阿克塞爾（Aksel）是一位頗有名氣的畫家，已經40多歲的他期待著一個孩子。而這成為了兩人矛盾的焦點—— 阿克塞爾說不清為何想要孩子，大概是因為他的朋友們都有孩子，而年長朱莉十幾歲的他的人生也趨于穩定。而朱莉恰恰相反。朱莉說不清為何不想要孩子，大概是直覺孩子將會阻礙她的自由。朱莉也隱隱感到自己無法自得地融進阿克塞爾的家庭和事業。在阿克塞爾享受鮮花和掌聲時，她若無其事地離開，溜進一個婚禮party拿酒喝，假裝自己是醫生跟年長的阿姨們說母乳哺育會養出精神病的孩子…… 也在這個party上，朱莉和素昧平生的男二號艾文德（Eivind）玩了一場假裝出軌的游戲：一對分別有愛人的男女在親密關系的邊緣瘋狂試探——飲同一杯酒，互相講出隱藏最深的秘密，互相觀察對方小便……并嬉笑著判斷“這算/不算出軌”。 艾文德關心氣候、環境和生態問題，對人類的存在感到羞恥（這樣的關懷和羞恥感在當今北歐年輕人中極為普遍），因而也不想要孩子。終于某天，朱莉離開了阿克塞爾，奔向了艾文德。但新的隔閡也在浮現…… 對中國觀眾而言，北歐女性朱莉提供了一種極具誘惑力的投射，又提出了我們未來或許將面臨的問題。如果說東亞女性在層層期（束）待（縛）中的狀態是消極、倦怠而無從逃離的話，那么已高度平權的北歐社會里，女性面臨的問題是：在對抗性關系隱去后，如何在“我孑然一身存在于世間”這一處境中錨定自己，進而發展出方向、道路和力量。 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這個動力性問題集中表現為：當一位女性不再受到來自宗教或禮教傳統的顯性束縛，也不受到與權力關系相伴的隱性束縛，當她在身體、性、親密關系和婚姻上都具有絕對自主時，她為何仍悵然若失，時時需要從一個人身邊逃到另一個人身邊？ 這種飄零的、無依無靠的感覺，正是現代社會人類精神世界的寫照：人與人的關系可以隨時開始，也可以輕易結束。曾經人們以為神圣和莊嚴的紐帶，現在都瓦解了。失去了這些坐標的女性，該如何定義她自己呢？正像影片中最精彩的迷幻蘑菇一節，朱莉感到腳下的土地慢慢坍塌下陷，她終于無立足之地而飄蕩。在幻覺中，朱莉看到了自己垂垂老矣的樣子：經過哺乳的乳房嚴重下垂，四肢骨節突出，小腹和臀部的皺紋一層層耷拉成一片片臃腫。 清醒后，恐懼的朱莉披著被子在艾文德的懷抱里尋求慰藉。而這樣的慰藉當然也是暫時的——朱莉隨后就會發現艾文德完全不像阿克塞爾那般能欣賞她的作品。但顯然阿克塞爾也不是一處可以永久停駐的港灣，因為向往自由的朱莉根本不愿停駐于任何一處港灣。 如果不是女主角（現在是戛納影后了）的表演以一種驚人的天真和坦誠（如她笑著承認自己需要確認自己的性吸引力）感染了觀眾，這樣一個角色恐怕很容易被罵“矯情”和“作”。盡管如此，豆瓣評論區亦有不少人批評其為虛弱的“田園女權”，批評其恃靚行兇，心智停留在兒童水平云云，甚至連女主最終成為攝影師也解讀為給畫家前男友拍照而“依附”了男權的力量。 這樣的爭鳴比電影本身還要有趣。因為它反映出的與其說是某種原教旨的文化差異，不如說是與性別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關的差異：在這個地球上，當一些女性在爭取被動的自由時，一些女性已在探索主動的自由。后者可能因為對我們過于陌生而顯得荒謬。而這樣的探索哪怕看起來矯情、虛弱，如無頭蒼蠅般無處著力，也依然是珍貴而有其啟迪意義的。 何況這樣的探索明明是有現實根基的。在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遠方早已不是遠方，他人的生活同樣能在本土激發新的震蕩。正如筆者本人的遭遇： 筆者在丹麥居住時的房東是哥本哈根市政府的一位官員。在那年的圣誕節他告訴筆者，年輕時他曾訂婚，卻終于因為恐懼失去自由而逃婚。彼時彼刻，他的朋友們都和家人慶祝圣誕，他只能和年邁的母親形影相吊。他由是嘆息自己必須為年輕時的選擇承擔今日的孤獨。他又告訴筆者，他的部門有多位專注事業的女下屬在步入四十歲后，突然由不婚不育主義開始瘋狂想要結婚生子。但結婚生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聽到這兩件事的那一刻，筆者確實震驚了——在高度平權的北歐社會，女性面臨的生育選擇竟然有這樣一個向度。這是二十多歲的筆者不可能想到的。 在那里，生育問題或許不再受經濟因素和權力關系的宰制，但生育問題仍和對衰老、死亡、孤獨相連，和時間的不可逆轉相連——在我們那單行線的生命面前，我們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由？而那些自相矛盾、左右橫跳、甚至自己打臉的尷尬窘迫，也正是生命的真實樣子。 于是，導演約阿希姆·提爾在《奧斯陸，8月31日》和《盲視》后，成功地挖掘出生育問題背后的死亡焦慮。而死亡焦慮也是他作品序列的一貫主題——時光流逝，墨水會流干，畫紙會爛，人的肌體會形銷骨立（如阿克塞爾患癌癥后的樣子），藝術家的創造力會干涸。在這個意義上，一切藝術都承載著某種朝向永恒性的寄托（如中國古人所說的“立言”），而這樣朝向永恒地凝視反而確證了生命的有限——永恒的不可能性。 于是藝術的盡頭也都是不得其解，杳杳指向只能嘶吼著我要活著那一天，正如影片結尾處，阿克塞爾坐在車上向朱莉痛苦訴說，我真的不想流露出脆弱，但我真的痛得無能為力；我不想在作品中被人銘記，不想作為記憶被你銘記，我想活著，我想和你一起生活，happy after。 而朱莉竟然一句話也說不出。死生亦大矣。在死亡面前，生的力量就算不是不存在，也是微乎其微。朱莉拼命從阿克塞爾那兒尋求確認（“你將是一個好媽媽”），似乎期待著一個嬰兒的降生來揮散死亡的陰影，卻在阿克塞爾去世后流產。——文學和影視作品中那種“死亡之后亦有新生”的流行敘事，被本片無情打斷。（而可資對比的一個有趣例子是，在《紅樓夢》前八十回里，濃墨重彩刻畫或輕描淡寫帶過的死亡遠遠多于新生，甚至沒有新生。） 可以想象，這個孩子的逝去也宣告了朱莉和艾文德“新的篇章”的完結。如果多數婚姻是在孩子的潤滑作用下維系的話，那么一個人晃晃悠悠也未嘗不好？在影片的結尾，成為攝影師的朱莉發現前男友一個去了天堂，一個已和別的女人生育孩子。但她還是那副天真可愛的神態。 影片終結于朱莉的孑然一身。而孑然一身卻未必是孤獨。它也許是自給自足。誰說女性的自給自足不是一種美麗的狀態呢？ 導演新作《情感價值》依然在思考死亡： 《情感價值》：你可以選擇生存，你可以（情感價值）影評 （歡迎關注我的個人公眾號LaStrada2018，不定期發布女性主義影評，醫學人類學和在歐洲/美國生活的見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