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64年」，不是電影原名。瀨瀨敬久導(dǎo)演的這部電影，分為上下篇，浩浩湯湯四小時，但片名只是一個看似素淡的數(shù)字——「64」。 1989年，也就是昭和64年，隨著裕仁天皇離世，昭和年代的最后一年，只逗留了七天。而在這匆匆七天內(nèi)，群馬縣發(fā)生了一起幼女綁架案，結(jié)局以罪犯漏網(wǎng)、幼女慘死收尾。舉國迎接嶄新的平成年代降臨之際，這起代號「64」的案件，自然很快湮沒于大眾視線之外。 這就是片名的一語雙關(guān)，但電影的主要篇幅，并未囿于這七天。影片講的是，「64案」如何在此后漫長的十四年，讓一些人永遠留在了昭和64年，止步不前。 「大于一」的圖謀 《64》是日本推理作家橫山秀夫的小說，也是電影改編的來源。相比瀨瀨敬久，橫山秀夫倒更似此片的「第一作者」，因為原作足夠優(yōu)秀，留給瀨瀨敬久的發(fā)揮空間不大。 全片覆著一片灰冷色調(diào)，契合故事沉重的步伐，此外無甚別致的風格。導(dǎo)演最大的考驗，是如何合理刪減小說情節(jié)。從結(jié)果看，上下篇敘事節(jié)奏得當，導(dǎo)演還在下篇后半段塞入了一段原創(chuàng)情節(jié)，強化主題。 說回橫山秀夫。他沒有東野圭吾、京極夏彥、宮部美雪那么閃閃發(fā)光，卻領(lǐng)受了「一筆入魂」的最高褒贊。橫山秀夫?qū)懮鐣赏评恚@一脈的前輩——比如松本清張、森村誠一都是中國讀者熟稔的，他們筆下更關(guān)心的，是為何殺人，而不是如何殺人。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下，人心怎樣地一點點委頓，甚至崩壞。 俄國作家布羅茨基有一個說法，「一個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個人也許是小于『一』的。」「小」與「大」，也是橫山秀夫一直在處理的問題。國家、制度、組織，是「大于一」的，轟然碾壓而來。在這些龐然大物面前，庶民、個體是「小于一」的，微如纖塵。 《昭和64年》里，自然還有橫山秀夫常常寫的警界內(nèi)幕。十四年前的「64案」，因為錄音設(shè)備突然故障，錯失了唯一能記錄綁匪聲音的機會，但瞞藏這一污點卻成了歷任刑事部長不變的目標。十四年后的今天，「64案」逼近最后時效，東京長官欲下訪群馬縣，督促警方全力偵辦，但這只是門面功夫，實質(zhì)是要趁此撤換刑事部長。 「即便『64案』完結(jié)了，刑事部也不會得到祝福」，這是男主角三上發(fā)出的一句慨嘆，出現(xiàn)在電視劇版《昭和64年》中，但被電影版舍棄了。這正是最可怖之處，警方各路人馬以「64案為」獵場，瞄準的卻只是自身利益。至于真相與兇手，為了組織的運轉(zhuǎn)，是可以被懸置起來的。 「小于一」的境遇 那么，《昭和64年》里，那些「小于一」的存在，又是怎樣的境遇？ 雨宮，「64案」被害幼女的父親，永遠活在了昭和64年。這個角色，類似橫山秀夫處女作《羅賓計劃》里的刑警溝呂木，后者因為眼睜睜看著三億元事件的最大嫌犯無罪釋放，人生的指針就此停擺在了十五年前。 這是橫山秀夫最愛描寫的境況，時間無法減淡傷痛，但記憶卻沒能堅固不催。雨宮說，「我對女兒的記憶漸漸模糊，只留下一顆沒有著落的心。」 失職的警方，不曾向雨宮遞出應(yīng)有的道歉。雨宮就靠自己的笨力氣，為女兒討公道，就像《砂器》里跑斷腿的老警察，有著日本人那種典型的執(zhí)著與堅毅，令人敬服。 三上，原刑警，卻被發(fā)配到了宣傳部，成了與記者打交道的新聞官。這是一個不怎么常見的警察形象，雖然內(nèi)心深處沸騰著一顆警魂，但而今身為文官的他，被刑事部看低，也被長官嫌棄。這個角色存在的意義，是告訴人們何為警察，不是為組織忠心耿耿賣命，也不是破案就足夠了。 觸發(fā)三上成長的，是一樁交通事故。肇事者是公安委員的千金，上級勒令三上向記者隱瞞肇事者的身份。三上慢慢發(fā)覺，宣傳部與記者之間，不應(yīng)是持續(xù)的斗爭，而是彼此信任，因此，他最終違逆命令，公布了肇事者訊息。但不止于此，他還向記者們講述了一個老人的故事，這個老人就是事故中的死者。 記者們其實并不對這個老人感興趣，一如昭和64年時的前輩們，眼里只有「大」新聞，比如天皇病逝，比如肇事者的官家背景。但三上終于看見了，看見了每一樁案件背后，都關(guān)乎一個人的生命與尊嚴。 與此同時，當年參與過「64案」，如今遭遇女兒失蹤的三上，開始懂得以另一種眼光審視雨宮，不是警察與受害者家屬的關(guān)系，而是站在父親的立場上，去對待另一個失去女兒的父親——雨宮。基于這層蛻變，三上成了「64案」后，雨宮開始信任的第一個警察。 如你所見，三上是父親，雨宮也是父親，電影里還有另兩個父親。一個是「64案」搜查班成員幸田，為聲張正義卻遭組織打壓，不惜親手毀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個是「64案」真兇，讓他最痛苦的，不是被逮捕，而是在女兒面前被逮捕。這段情節(jié)，正是編導(dǎo)的原創(chuàng)，強調(diào)了罪犯身份之外的父親屬性。 電影「昭和64年」的推理成分并不重，甚至在推理情節(jié)的布排上，尚不如電視劇版來得懸念迭起。這是社會派推理一直遭人詬病之處，但比較本格派，社會派推理的長處，是為人物賦予了更真實的血肉。 回頭看「64」這個數(shù)字，它的背后，是破碎的家庭，失意的父親，卑微的警察，腐敗的官僚，堆疊著「小于一」的傷楚，「大于一」的漠然。這已經(jīng)不是用一個推理標簽，可以涵蓋的了。 原載「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