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蔣介石發起了國民教育運動，又稱新生活運動。 按“最高統帥”的意思，新生活運動希望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 運動的訴求多是西化現代化的，但又不可避免地糅合了傳統禮教與舊式道德，“國之四維，禮義廉恥”，朱熹哲學成為了“新生活運動”的大旗。 “領袖”號召，自然有大批謀士相隨，理論文章引經據典，學習宣傳如火如荼。達官貴人們在這樣的語境下自在轉圜，積極響應，撰文、演講、開會、比賽，八面玲瓏，熱鬧非凡。 但國民政府孱弱的基層控制力，讓運動難以向下延伸。尤其彼時國家尚且貧弱，又有戰爭的阻擾，政令不通，“新生活運動”難免神形分離，最后荒腔走板、面目全非，甚至引出了很多荒誕的笑話。 電影《荒城紀》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餓肚子可以講道德么？臺面上，冠冕堂皇的漂亮話總能講幾句。但私底下，第一要務還得有飯吃、活下去。 新生活運動來到窮鄉僻壤，吸引保長和族長的，不是什么“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加以發揚”，主要還是成為模范后的配套資金——三十萬大洋。 “禮義廉恥”當不了糧食，但真金白銀卻實實在在。 事情從一開始就走向歧路。愚昧封閉的鄉民沒功夫也沒興趣弄懂什么是“四維”，恰好村里有個外姓的寡婦李憶蓮，方言里平仄混淆，于是“禮義廉恥堂”變成了“李憶蓮祠堂”，領袖“蔣中正”變成了“講忠貞”。 錯會幾個字，方向卻完全是逆著來了，新生活運動沒搞出“新”來，倒是把舊糟粕里最要命的魑魅魍魎給放了出來。 不為鄉民待見的外姓寡婦一下成了菩薩奶奶，被高高供起，讓她入族譜，好吃好喝伺候，還要為她建祠堂，這是亙古未見的事情。 但神卻不能有人格，相愛的人被生生拆散，好好的家被夷為平地。 鄉民不斷進行著自我說服與自我麻醉，硬生生地把這件荒誕的事情變成了理所當然，也揭露了人性最丑惡的一面。 這是一部國內院線里鮮能看到的現實題材黑色喜劇，初看起來荒誕可笑，但慢慢又會被其中對人性的批判刺得如坐針氈。 電影開始，無論保長、族長，或者其他村民，都算不上什么壞人。他們有自己的私心自己的算計，也還顧及著全村人的口糧與生路，宗法和秩序。 但一個“李憶蓮祠堂”修建計劃攪亂了村莊，讓大家都暈頭轉向。上面的小道消息模棱兩可，不得要領。只能自己開悟，悟到了，就有錢拿。悟不到，一無所有。所以這并不是開放的選擇題，只能一條路走到黑。 于是他們分析、思考、研究，當理性不能解決疑問時，就選擇自我欺騙和自我蒙蔽，如同把頭插入沙堆的鴕鳥，進而一步步滑向“惡”的深淵。 “獻祭”成為整部電影的高潮，集體無意識終于造就了終極的惡。鄉民們以大張旗鼓的祭拜儀式完成了最后的屠戮，李憶蓮終究不是神，只是獻祭的犧牲而已。 然后督導團來了，新生活運動來了，外國記者來了，他們講話、訓示、授牌、拍照，“禮義廉恥”真相大白，所有人卻都寒蟬若禁。許諾的大洋只在村里打了個轉，象征性地留下幾吊，大半又都回到了老爺們的手中。 折騰一圈，該做的壞事做絕了，這個村莊依然貧瘠愚昧，甚至比過去更加混亂無序。 我非常喜歡電影結局的處理，沒有痛快淋漓的復仇殺戮，告狀的母親死在路上，憤怒的兒子定格在槍火噴射的瞬間，一切戛然而止。 那些群體做過的惡被輕易掩蓋，某年某月，燒死的寡婦，只是鄉間微不足道的軼事，散落在稗官野史與鄉野笑談中。沒有英雄俠客，沒有天理循環，被犧牲的人命，發不出振聾發聵的喊叫，但哀怨的控訴卻在這片土地上徘徊不散。 我們看著電影里荒誕的故事和人物發笑，又對照某種人性的真實而默然失神。電影的故事只講了一方小天地，但見微知著，留給觀眾的思考，卻不止那個村莊、那個年代而已。所以電影的名字用得講究，“荒城紀”——它不僅是留存于個體的“記”憶，更是見證和封印了一個時代，關于家國民族的“本紀”。忘或不忘，喜或不喜，它都醒目地矗立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