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給這部電影擬定幾個關鍵詞的話，我會使用如下詞匯：隱秘、冰涼、殘酷、黑色幽默。我想我這幾個關鍵詞跟電影本身的氛圍是大相徑庭的，可能跟許多朋友觀影之后的感受也不太一樣，對此請聽我細細道來。 我看了一些朋友的觀影后評論，對故事主題的把握沒有超出兩個范疇：一是時間范疇沒有超出改革開放的歷史轉型時期，二是空間范疇沒有超出老百姓日常鄰里糾紛的范疇。針對這兩點我有異議，具體理由看完我下面對電影的個人解讀之后，相信大家應該能有所想法。 這個電影中核心人物就是三個男人：高作家，劉干部以及張永武。那么我就那這三個人物的“角色性格”作為本電影解讀的起點，因為我覺得這三個人身上帶有太鮮明的“時代特色”，而這種“時代特色”正是本電影主題所關注的。 首先說張永武，這是一個小區惡霸。電影中他欺負鄰里、蠻橫無理，凡事只以自己利益得失為基準點。其沒有文化，崇尚暴力，其身上具有突出的”破壞因子“。但是他對自身利益具有相當的敏銳性，敢想敢做敢冒險（眾多人中，他是唯一一個敢辭職下海”吃螃蟹“的人。在當時敢”第一個吃螃蟹“，既要有利益敏銳性，同時也要夠膽）。大家注意一點，張永武因為小美退還裙子而第二天搬著椅子在小區樓下罵劉干部時，說自己”也是快三十有六的人了“，電影故事發生于93年，咱們往前推20年到73年，那時張永武恰好十六、七歲，這個線索咱們先擱下，一會有重用。 其次說劉干部，這是一個善于且熱衷玩政治斗爭的人。電影一開始有兩處：一是劉干部背地打電話揭發張永武養狗，二是張永武”代收送禮“后對高作家說自己曾經把這事托人告訴過劉干部，而劉干部對人的回應是“笑笑作罷”。由此可見劉干部是一個很擅長玩政治斗爭的人物：善于偽裝，愛使陰招。之后劉干部“教導”高作家夫婦如何掌握張永武與公安人員之間往來的線索一幕，乃至最后唆使自己的女兒當“特務”，讓一個小孩子牽涉進大人之間的紛爭中來，更加凸顯出其是一個擅長玩政治斗爭的人：借力使力，不擇手段。最后在魚料那件事情上，其一旦嗅到有利可圖時，則立刻與張永武形成”國共暫時合作“，甚至之前還拳腳相向的兩個人不久之后就可以接受對手的請吃。而這已經把劉干部擅長玩政治斗爭的面目暴露無疑：政治斗爭的核心是利益相爭，而為了利益不僅可以利用自己的親人（女兒），并且還可以隨時隨地放棄自己的人格尊嚴。 最后說高作家，這是一個被迫害至深的人物。高作家是一個知識分子，其有知識分子的良知，比如他對張永武的蠻橫言行從始至終是有不滿的，甚至于一開始當張、劉二人在發生肢體沖突時，其還會不顧妻子的勸阻而跳窗除去打電話報警，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樣要么躲得遠遠的，要么圍觀看熱鬧。但是從始至終，包括最后被張家夫婦砸墻辱罵，其也只是罵一罵，而從未真正站到張家夫婦面前提出抗議，當面的口頭抗議都沒有。另外有一個小細節要注意，當張家婦女過來送魚的時候，高作家的愛人為劉干部說了幾句話，張家婦女指責高作家愛人”反革命“，當時高作家立刻就急了，警告張家婦女不要亂說話。說明他對”反革命“這個詞是十分敏感與恐懼的。高作家從頭到尾都很”懦弱“，但是這種懦弱不是我們常說的知識分子的”軟弱性“。這種懦弱不是天生的，而是來自于特殊的人生經歷。張永武過來借火的時候問高作家結婚這么久了怎么還沒孩子，高作家說他跟妻子結婚晚。這個細節透露出兩點：一是他年紀并不小了，二是他婚姻果實的得來并不順利。因此到這里我們幾乎可以推斷出，高作家在早些年的政治時期是吃過大苦頭的，或者是被迫害過的。這不僅導致他怕事的性子，而且恐怕也是他”結婚晚“的重要原因。 以上在對張、劉、高三個關鍵人物的”角色性格“做了簡單勾勒之后，我自己對這三個人各自確定了一個”身份名稱“：首先張永武是”政治斗爭低階分子“，好勇斗狠沒文化、逐利蠻橫膽子大。上面說到張永武36歲，往前推20年到73年其十五六歲，所以在我看來他代表了那個時期的HWB群體，也就是在政治斗爭中為了自己利益打砸抄家的一線人員。其次劉干部是”政治斗爭高階分子“，其會耍手段，”人前做人、背后做鬼“，為了跟別人斗爭可以隨時放棄自己的親人乃至自己的人格尊嚴，在他眼中掌控一切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實現這一目的工具，包括自己也是。最后高作家是”政治斗爭犧牲品“，他其實一直被裹挾在張、劉二人糾紛之間，既被張所威脅，又被劉所教唆，到頭來搬走的卻是他這個直接糾紛之外的人，反而糾紛當事方各自獲得利益，坐到一桌上吃飯。 看到這里可能有人會反駁我說，這就是一個改革開放時期幾個小老百姓之間日常的鄰里糾紛而已，怎么就被說成了”政治斗爭“？這又不是講的”文革“的故事，你這是不是腦洞開太大了。我想說這種疑問，正是本片最大的出彩之處：用歷史事件之后的小故事去反思歷史事件本身。對此理由如下： 第一、張、劉、高三人都是中年以后的男性，從年齡上可以推知他們都是特殊政治年代走過來的人，也就是說他們是被特殊歷史時代”洗禮“過的人。在他們的”角色性格“上，必然帶有鮮明的特殊歷史時代的痕跡，對此我在上面的已經做了簡單勾勒。 第二、政治斗爭不止是權謀斗爭，往開了講任何人際關系之間的沖突都可以看作政治斗爭。更何況本片中多處突出了政治斗爭的色彩，比如張永武醉酒后說自己與劉干部之間不是”內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張、劉二人沖突時張家婦女拿著錄音機播放其偽造的劉干部”反動事跡“，劉干部種種類似”敵特斗爭“的言行以及高作家對”反革命“一詞的敏感，都具有十分突出的”象征含義“。換言之，導演是用一個鄰里日常糾紛講了一個政治斗爭的故事，我想這個故事在曾經特殊政治年代，與此種”象征含義“類似的事件太多了。 第三、故事發生于93年，此時距離76年過去快二十年，對于個人而言這個時間段固然不短，但從時代的角度來看，這個時間段真的是彈指之間。彼時改革開放的吹風雖然已經吹起來，但是真的就能夠完全和之前的時代完全割離開來？無法完全割離，而此種“無法完全割離”正是本片真正的探討的主題。 無論是主要人物的“角色性格”還是故事本身的戲劇沖突色彩，乃至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都指向了一點：這將的雖然是一個改革開放時期的故事，但是探討的主題仍然是對十年動亂的反思。換言之最簡單地歸納，本片的主題思考一個問題：動亂時代已經結束了，國家也邁開改革開放的步伐了，但是動亂時代對人性的傷害是否也因此而已經彌合了？在本片中，在這個改革開放新時期下的某個不知名小區鄰里糾紛故事中，通過上述解讀我相信大家已經認識到，這種傷害并沒有隨著國家大環境的改革開放而消逝。一言以蔽之，被特殊歷史時代所扭曲的人性依然是扭曲的：動亂時期愛用暴力的人依然愛用暴力、動亂時期擅用手段的人依然擅用手段、動亂時期受害不敢言的人依然受害不敢言。是的，歷史在變遷，社會在發展，但是被扭曲的人性依然如故。那么任性為何會扭曲？并非人性天生就是扭曲的，而是因為張、劉、高三個人經歷過特殊歷史時期的洗禮，他們是被那個動亂時代弄的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張的暴力、劉的陰謀以及高的怯懦。 因此到此可以知道，本片導演其實是在對十年浩劫進行反思，但是其并未直接選擇那個時期下的故事來展開。相反其選擇的是動亂結束后的新時期，這樣一來本片講的故事就比較具有“迷惑性”，但同時也使得對故事主題的思考更加深刻：時代已經新了，但新時代下的人或者說新時代下的人性是否也隨之而新了呢？導演顯然認為并沒有，曾經深陷政治斗爭漩渦中的人性，此刻還在漩渦中掙扎。傷痕依然存在，只不過十分隱秘而已。 說道這里我們不妨聯想一下自己，現如今距離那個特殊十年的結束已經四十年了，張、劉、高身上的“角色性格”是否已經在我們這個當下社會完全褪盡了？或者說，他們身上的人性扭曲與傷痕在我們當代人身上是否已經被矯正與痊愈了？近些年的一些社會熱點事件讓我覺得，據此目標還有一段路要走。我想這就是那十年為何會被稱為“浩劫”的原因所在吧：那場浩劫的影響不只是波及當時時期的人，它還會使得走出那場浩劫的人一生掙扎于人性傷痕（這是本片所探討的），甚至于沒有直接經歷那場浩劫的人也會“遺傳”上一代的人性傷痕（比如當下時期的人們）。換言之這場浩劫摧毀的不只是當時時期的人們，其也會像魔怔一樣困擾幸存的人們，更可怕的是它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性格”，使得歷史傷痕具有“代際遺傳”性，需要我們民族花幾十年、幾輩人去緩慢自愈。本片導演思考的是他所處的93年時期的浩劫幸存者的人性傷痕“自愈問題”，那么作為觀眾的我們現在看完這個片子后，思考的應該就是浩劫帶來的民族傷痕的“代際自愈問題”。當然無論是哪一種，歸根溯源都起步于對“十年動亂”的反思，所以我認為這正是本片的真正主題。現在看來，這片仍不過時。 小故事，大視角，深思考：真是一部好片！（個人覺得，本片與導演另一部《背靠背、臉對臉》水準不相上下，而且這一部的人性關懷更加突出，歷史感更加濃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