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佩服德國人反思歷史的能力，尤其是關于二戰和大屠殺的，還孕育而生了獨特的文學體裁：反思歷史小說（Vergangenheitsbew?ltigung）。然而，德國人這種具有深度思辨的能力不是源于執著，而是對揮之不去的歷史陰霾的探索。電影《科林尼案》改編自同名小說，原著作者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就是如此。 費迪南的祖父巴爾德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納粹黨維也納大區領袖，并在紐倫堡黨衛軍審判中因危害人類罪被判刑20年。背負著席拉赫的姓氏，費迪南在成長過程中遭受了不少非議，也經歷了復雜的自省。費迪南本身也是一名律師，他的作品也大都與刑事犯罪有關，《科林尼案》可以說是他長久以來司法經驗與身份自省孕育出的集大成之作。 但是費迪南·馮·席拉赫這種霍桑式創作呈現的不是單獨個體的故事，它更具有代表性，它攜帶著重新追溯歷史與正義的任務。故事中的人物設定呈三角形，即律師卡斯帕·萊尼（Caspar Leinen）、被審判者法布茲奧·科林尼（Fabrizio Collini）、死者漢斯·梅耶（Hans Meyer）。這種類似于三角戀情的人物關系把律師萊尼置于搖擺不定的位置，他是死者的義子，也是科林尼的辯護律師，他究竟要如何擺放自己的位置，傾向于哪一方，維護哪一方的利益，這是萊尼、費迪南你以及其他大屠殺后出生的德國人需要面對的問題。

謀殺梅耶的案情鐵證如山，科林尼是兇手，他對此也并不否認。然而當主人公律師萊尼撥開層層迷霧，尋求謀殺的動機的時候，對于死者漢斯·梅耶的審判才剛剛開始。對于劇情我不再做贅述，情形更加復雜，人物關系與故事結構營造的沖突也很有看頭，但不是我討論的重點。最后明顯的是，隨著塵封檔案的緩緩揭露，被告科林尼從施害者變成了妥妥的“受害者”、“復仇者”，漢斯·梅耶曾是一名納粹，殺害了科林尼的父親。而因為《德雷爾法案》，漢斯·梅耶被認為是從犯而享有刑事犯罪追溯期，這一點讓科林尼無法通過正當的法律手段起訴梅耶，所以他才選擇自己動手，為父親雪恨。 這里插一句，故事把陳年往事設定在意大利也具有典型意義，原因是納粹德國在意大利戰場上的行經一度被吊詭地解讀為“正當的”、“干凈的”，“榮耀的”，這種荒唐似乎在影片中的法庭再次上演，對死者的審判和辯護開始了：梅耶十分是有罪的？

至此，這個電影儼然是對一系列二戰后審判的另一種反思。據我所知，讓漢斯·梅耶逃脫法律制裁的《德雷爾法案》與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時候參考的法律情形類似，它們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國自19世紀的法律體系，即刑事罪犯必須要以其本人的判斷與動機實施的殺人行為，才會被認定為謀殺，這當然不應該適用于戰爭，尤其是二戰那么獨特的戰爭，且也與國際法不兼容，影片中也有提到。這樣已一脈相承的法律制定行為實質上是對部分法西斯行為的“非直覺”描述，更像是巧立名目地為犯人脫罪，最后的結果當然是為許多德國戰犯打造了“免罪金牌”。 這種法律體系背后是對集體犯罪中犯人身份的區別對待產生的。其實1954年的一系列同盟國戰爭犯罪的審判就已經把戰犯與軍人身份作為主要討論點了。軍人的職責與榮譽，在戰時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對戰時軍人身份與價值的認定不僅對審判結果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對軍人未來的發展也至關重要，不論個體或者集合。歷史學家Kerstin von Lingen曾給出這樣一個例子，二戰落幕后，納粹國防軍的許多軍官對戰時軍隊的身份進行了回溯與重建，他們將國防軍與黨衛軍（SS）對立起來，以此展示自己在戰爭中所作所為的正當性。這樣的行為正如法國學者Maurice Halbwachs所說的，面對重大國事，社會團體會自行創造出一個“參考的框架”（frame of reference）來協助自身在社會格局下身份的建立。Reinhart Koselleck在《Verbrechen erinner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locaust und V?lkermord》對審判中的討論如此介紹：通過對德軍行為的主動和被動兩方面的闡釋，二戰時德軍身份包括給予意圖（Sinnstiftung）和索取意圖（Sinnforderung），分別指向了軍隊個體經歷的敘事建構與國家層面更能接受的集體敘事建構，后者與歷史法學派的觀點不謀而合。于是，許多戰犯被去納粹化，逃過或緩和了處罰。這正是科林尼所要報復的，戰爭給了他終身的創傷，而司法上的不公對他造成了第二次傷害。

與其說這部電影的主要情節起伏脈絡都在解答“誰是受害者？”這一問題，辯證地看，在更加寬泛地延伸中電影提出的問題其實是“誰是受審者？”當受害者這一身份從死者梅耶轉移到被告科林尼這一時刻，法庭審判實際上也就轉向了，苦臉法官驚愕的神情說明了一切。究竟是誰迫害了科林尼？是希特勒、是黨衛軍、是漢斯·梅耶，但是也是德國的司法體系、《德雷爾法案》、以及當時只是實習生的理查德·馬蒂涅博士（Dr. Richard Mattinger）……甚至是當時的西德連邦議會。就此科林尼案不僅僅是對某一個逍遙法外的納粹軍官的重新審視，而是對大屠殺及戰后政治的重新反思，可以被視作對于自紐倫堡審判以來納粹德國對軍隊以及軍人所構建的身份的審判。

這也就是《科林尼案》比起類似情節的影片《八音盒》對二戰歷史及其戰后歷史的回溯更偏僻入里的地方。當然我在此并不是踩一捧一，事實上，就觀影體驗來說，老派的《八音盒》看起來更加舒服，整部電影絲毫不遜色《科林尼案》。但是兩部類似的影片敘事目的并不一樣。《八音盒》里的麥克·蘭斯洛只是個在逃的戰犯，庭審用一位一位證人的證詞累計把他的罪行刻畫得入木三分，而他本人對歷史的否認巧舌如簧都讓這位戰犯更加令人憎惡，影片最后真相大白，給他定罪，人心大快；而《科林尼案》卻觸及了更廣泛而且深刻的領域，影片對梅耶罪行的呈現比較單一，梅耶下跪接受復仇者的審判，這都大大削減了梅耶作為戰犯的丑惡形象；更加巧妙的是，情節上，一開始梅耶已死，他已經被審判，被執行，到影片發展到最后的懸疑不再是戰犯能不能被處決，而是關于法律的偏倚如何補救、正義如何實現、對待歷史態度的深層次反思。梅耶與蘭斯洛不同，他不是通過隱姓埋名，不是通過逃跑，不是通過謊言與詭辯逃脫了審判，而是不當的法律給予了他逍遙法外的權利。 《科林尼案》的結尾處理得很高級，審判沒有結果、正義沒有被修正、德國民族的救贖未完成。正如德國1995年為大屠殺研究成立的弗里茨·鮑爾研究所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對大屠殺的記憶和對民族社會主義犯罪的對峙可能已經是當下德國社會亟需關注的問題，過去犯罪所造成的廣泛的輻射還沒有被大眾充分意識到。”歷史就是這樣，有些錯誤也許不能被彌補，它們留下的創傷和負罪感會流淌在一些人的血液中，它們制造的危險也一直躲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伺機而動，當你遭遇它們、審視它們，你無能為力，只能轉向自身去思考和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