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以印度“東邊區”（Purvanchal）為空間背景。東邊區一般指北方邦東部和比哈爾部分地區，尤其是使用被視為印地語最大方言的Bhojpuri語的地區。該地區農耕條件優渥，但現代工商業發展相對滯后，傳統的農村父權制根基深厚，也是宗教、種姓、階級、性別沖突最尖銳的地區之一。因此，早在19世紀，東邊區已經形成了有別于加爾各答、孟買等殖民大都會城市的文化風格。時至今日，Bhojpuri語也擁有自己的文學傳統和電影產業，無論從內容主題，還是審美風格，均明顯有別于寶萊塢電影（其差異非常不恰當的類比，大概類似東北二人轉和海派文藝電影）。 這部以東邊區為背景的季播劇似乎借鑒了印地語“邊區文學”的風格，主角敘事相對群像沒有那么大的支配權——似乎也更接近東邊區外人看來接近安那其，但依然存在內在邏輯的特點。男主 Kaleen Bhaiya （可以參考香港古惑仔電影譯為“卡林哥”）從父親手里接過了“米爾扎普爾的王位”。在看似難以撼動的權威之下，是不斷涌現，且無休無止的挑戰。弱者和強者的關系只是一個瞬間的描述，無窮無盡的反轉本身才是東邊區“黑幫統治”的不變法則。 習慣以寶萊塢電影“代表”印度電影的觀眾來說，第一個直接的沖擊大概來自演員造型和背后的各種“小故事”：負責黝黑的女演員眼中閃爍著不屈而非順從的光芒，學生會的選戰預演著未來的政黨亂戰，大腹便便的大叔的市儈言行背后是一個扛起一家老小中年男人的不易和心酸，身陷黑暗的Bablu 希望他欽慕的 Golu 點亮光明的火炬，扮演著忠貞烈女為父親拉票的女政客吸著煙回憶大學時的輕狂生活，愣頭青一樣的馬仔無謂地成為黑幫的炮灰但他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對可以聽懂印地語的觀眾來說，鄉土、粗糙、粗鄙但也充滿力量感的印地語又構成了第二重沖擊。除了政客道貌岸然的公開講話，群像主角們張口就來的單押句中，第一人稱幾乎只用ham，不用main，敬稱祈使語氣只有kariye, 沒有kijiye，更加簡單凝練的 karna hai這樣的句式取代了復雜的動詞變位。過去時主語也不用啰嗦地給主語加ne。罔顧甚至嘲弄參考梵語、波斯語和英語編寫的現代標準語法，又何嘗不是這些“邊區群像”的一個腳注：用最簡單的句式，說最狠的話，干最傻的事，挨最毒的打…… 這些特點再加上緊湊的情節和動作場景，都讓《米爾扎布爾》和充滿了中產幻想的孟買印地語電影不同，更像一貫“武德充沛”的東邊區文藝作品和美劇等外來元素的融合體。從不同的角度似乎從這部劇中能看出的《教父》《紙牌屋》《古惑仔》《辯護人》的影子，但更重要的是，劇集在最最鄉土的東邊區中挖掘出的確實人類社會最特別，但也最普遍的問題。東邊區充滿了權力關系的對抗，階級、種姓、性別、語言、宗教、代際、職業……不斷出現并反轉的對抗敲打觀眾對權力、壓迫、抗爭的認知。面對仇敵，開槍之前除了傳統問候沒有過多說辭（甚至有幾個打手就是聾啞人），Guddu Bhaiya（“古杜哥”）一句“我沒有什么可畏懼，因為我已經沒有什么可以失去”似乎概括了所有角色的心路：盡管看起來是風光的“哥”、富商、政客，但似乎又沒有什么是真正歸他們所有。印度宗教所說的無常、棄絕和現代社會的抗爭似乎產生了一種未曾設想的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