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糟蹋的“護國大將軍”和“護國軍魂”2011年，適逢辛亥革命百年誕辰。全國影視界迅速刮起一股“辛亥旋風”，本屬情理中事。然而，讓人感到困惑和納悶的是，電視連續劇《護國大將軍》和《護國軍魂傳奇》（以下簡稱“兩劇”）也在此時強行“搭車”湊熱鬧，把發生于1915年的護國運動與發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混為一談，是編導缺乏起碼的歷史常識還是著眼于“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那就只有請當事者來解釋了。換個角度思考，拍也就拍了吧，只要質量上乘，搭搭車也無妨，如果觀眾既能得到視覺享受又能重溫歷史，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和激勵，編導也算是干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然而，熬更守夜耐著性子好不容易盼到這兩部“搭錯車”的“精品大片”（某報宣傳語）落幕，不由連連驚呼“上當！”兩片加起來，總共耗費6000萬元巨資，給人的感覺是云南“護國運動”這個“富礦”遭到破壞性開采，失望、憤懣、痛苦、無奈……交織心頭，只有借助這支禿筆（電腦）權充酒杯，以澆胸中塊壘，一吐為快。百年前的中國，烏云滿天，豺狼當道。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總代表袁世凱在血腥鎮壓了國民黨人發動的“二次革命”以后，躊躇滿志，得意忘形，他憑借帝國主義的支持，加快了復辟帝制的步伐。1915年8月，袁世凱指使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公開叫囂只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之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在“籌安會”開展活動的同時，袁世凱在各地的親信也聞風而動，直接上書“勸進”。9月間，湖北都督、督理東三省軍務兼奉天巡按使段芝貴聯合14省將軍聯名上密呈，請袁“速正大位”。其他如東北的張作霖、上海的鄭汝成及長江巡閱使張勛等，也都接二連三地發電要袁“速定大計”，帝制丑劇甚囂塵上。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首先舉起了反袁斗爭的大旗。他義正詞嚴地指出：“袁世凱的獨裁較之清王朝則有過之而無不及。”1914年6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隨后發布《中華革命軍大元帥檄》，把反袁斗爭進一步引向深入。但是，袁世凱陰險狡詐，殘忍成性，數十年間積累了一整套豐富的反革命斗爭經驗；況且，他又擁有總統名份，手中掌握著強大的北洋軍，根本就不把革命黨人和反袁勢力放在眼里。在袁世凱的武力威脅和殘酷鎮壓面前，革命黨人紛紛逃亡海外，各地的反袁斗爭處于低潮。反之，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活動卻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在玩弄了一系列的假推辭手法以后，正式發表接受帝位的“申令”；至此，竊國大盜的“廬山真面目”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眼看袁世凱“黃袍加身” 即將成為事實，中國向何處去？炎黃子孫向何處去？難道數萬萬人淪為一姓家奴的歷史悲劇將要重演？難道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就此付之東流？不！云嶺之南霹靂一聲，滾滾驚雷動地而來。1915年12月底，一群30歲上下的年輕人雄姿英發，同仇敵愾，在昆明舉起了討伐竊國大盜袁世凱的大旗。從北京巧計脫逃的原云南都督蔡鍔將軍輾轉來到云南，不顧疾病纏身，率領護國第一軍誓師出征，在川南一線喋血苦戰，屢挫北洋逆旅的兇焰；“二次革命”的健將、國民黨人李烈鈞任護國第二軍總司令，出兵廣西，直指廣東，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云南都督兼護國第三軍總司令唐繼堯坐鎮昆明，成功地組織了滇南保衛戰，徹底粉飾了敵人企圖抄襲護國軍大本營的陰謀。全國上下群情振奮，蜂起響應，終使“袁皇帝”的一枕黃粱夢灰飛煙滅。“袁皇帝”本人憂懼而死，袁家王朝也隨之壽終正寢。“袁皇帝”從登基到宣布退位，只維持了短短的83天。壯哉，云南軍民以一邊遠、貧瘠的弱省發動了“再造共和”的護國戰爭并取得輝煌勝利，不僅避免了一次歷史的大倒退，而且為四萬萬同胞爭得了人格，舉世稱道，青史永垂！護國運動是我國近代史上震驚中外、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孫中山先生曾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云南(護國)起義，其目標之正確、信心之堅強、士氣之昂揚、作戰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奮，響應之迅速，與黃花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謂交相輝映，毫無軒輊，充分表露中華民族之正氣。”他甚至建議當時的北京政府，將云南起義紀念日——1915年12月25日定為中華民國國慶日，可見護國運動和護國戰爭在這位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及全國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兩劇既然打著紀念辛亥革命（護國運動）的幌子，就應該把視野和焦距對準護國運動、護國戰爭本身，力求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全景式地、史詩般地反映護國運動的全過程，謳歌在護國戰爭中不惜舍生忘死、慷慨赴義的英雄兒女，大力弘揚民族正氣，頌揚愛國主義精神，從而激勵和鼓舞人們在新的世紀、新的時代為國家、民族的復興和實現美好的理想而矢志不渝，奮斗終身。事實是，兩劇制作方不惜冒撞車之虞，同時選擇蔡鍔作為表現對象，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分別制作了30集電視連續劇《護國大將軍》和37集電視連續劇《護國軍魂傳奇》（居然在廣電總局得以順利通過，不得不佩服制作方手眼通天）。誠然，蔡鍔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和護國首義的元勛，為這位杰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樹碑立傳無可厚非。在這里，我們有必要追述、回顧一下蔡鍔的生平和主要事功。蔡鍔，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省邵陽縣親睦鄉（今邵陽市郊區蔡鍔鄉蔡鍔村）的一個貧寒農家。蔡鍔幼年在私塾讀書。1898年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師事梁啟超、譚嗣同，接受了梁啟超等人維新思想的影響。后入上海南洋公學。1899年赴日本，就讀于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橫濱東亞商業學校。1900年隨唐才常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失敗后改名“鍔”，立志“砥礪鋒鍔”“流血救民”。復去日本，先入成城學校，繼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曾參與組織“拒俄義勇隊”。其時他與蔣百里、張孝準三人，有“中國士官三杰”之稱。1904年回國，先后在江西、湖南、廣西等省教練新軍。宣統三年（1911），應云貴總督李經羲之邀，蔡鍔入滇供職。七月，李經羲奏請朝廷，任命蔡鍔為新軍第十九鎮三十七協協統。同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蔡鍔多次召集中下級軍官密議，九月初九(10月30日）夜發動起義，并任云南新軍起義軍臨時總指揮。次日中午，云南省城光復，各地傳檄而定，遂于九月十一日(11月1日），成立云南軍政府，蔡鍔被舉為都督。他重申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然后實行改革，整理財務，兩次帶頭減薪，使“廉潔成為一時風尚”。與此同時，都督府先后派兵援蜀、援黔和援藏，穩定西南局勢。    民國二年（1913)，袁世凱當政以后，蔡仍堅持主張民主共和，致力南北統一，后遭到袁世凱猜忌，為削去其兵權，將他調離云南。10月，蔡鍔到了北京，則縻以虛職，任為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全國經界局督辦等，常被監視，形同軟禁。此時蔡鍔明知于國家無益，仍勉力為之，修訂了早年在廣西起草的《軍事計劃》，整理、編譯中外經界圖籍，寫成《經界法規草案》，還派人于短期內完成《中國歷代經界紀要》和《各國經界紀要》等書，并自撰序言。民國4年5月，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蔡鍔義憤填膺。8月，籌安會成立，袁氏復辟帝制陰謀徹底暴露，他認為“袁氏叛逆，以致強鄰生心，內亂潛滋”。8月，袁世凱指使籌安會鼓吹“君主較民主為優”，準備當皇帝。蔡鍔與云南都督唐繼堯信使往返，密電聯絡，準備反袁。后蔡鍔托病請假，到天津與梁啟超密商，并約定：“失敗就戰死，絕對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絕對不爭地盤。”隨即，在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然后經上海赴香港，經越南，而輾轉入滇。途中多次擺脫袁世凱派出的刺客的捕殺和阻擊。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改用“洪憲”年號，舉國反袁浪潮更加高漲。蔡鍔于12月19日抵達昆明，時李烈鈞、程潛等先行抵滇，共同策劃反袁。12月21日、22日，他與唐繼堯主持會議，決定立即發動反袁護國戰爭。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戴戡等宣布云南獨立，武裝討袁，蔡鍔為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民國5年1月中旬，從昆明出發，舉兵入川，分左、右兩縱隊向川南的納溪、瀘州挺進。大軍壓境，川黔動搖。1月27日，貴州宣布獨立，2月2日，川軍二師師長劉存厚在納溪響應護國起義。時蔡鍔主力3000人加上劉部4000人，與瀘州前線北軍四個師的兵力相比，力量懸殊。護國軍在蔡鍔指揮下，艱苦奮戰，從2月上旬至3月中旬的40多天中，瀘州以南幾乎全部化為戰場，納溪三易其主。蔡鍔身先士卒，指揮若定，3月17日至22日，給袁軍以重創。袁世凱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憂郁而死。以黎元洪為總統的北京政府，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署民政長。7月29日蔡鍔到成都視事，全城掛國旗，各界人士列隊歡迎。他著手整編川軍，統一財政，終因積勞成疾，由于喉結核日益惡化，無法堅持工作，電告北京，請求辭職。8月7日獲準，旋即離川，28日到達上海。9月9日東渡日本，住福岡大學醫院治療。民國5年(1916)11月8日，蔡鍔因病與世長辭。時年34歲。蔡鍔逝世后，舉國悲痛，12月21日國會議決追認蔡鍔為上將軍，并于民國6年4月12日，在湖南長沙舉行隆重的國葬典禮（蔡鍔為民國以來國葬第一人），安葬于岳麓山。從這些簡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蔡鍔短暫而寶貴的一生中，主要干了兩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在云南辛亥革命時期，被推舉為起義軍總司令，參與領導著名的重九起義，從而結束了清王朝在云南252年的專制統治；二是在1915年爆發的護國起義中，他作為護國軍主帥率師出征，在川南戰場屢挫北洋逆旅的兇焰，使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美夢成為泡影。蔡鍔因之被譽為“護國軍神”“再造共和的偉人”。兩劇既然名為《護國大將軍》《護國軍魂傳奇》，理應把著重點放在蔡鍔將軍如何革命，怎樣“護國”，如何為了維護國家、民族利益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劇本所包含的內容應主要涵蓋他一生中所干的“重九起義”和“護國首義”這兩件了不起的大事，表現蔡鍔將軍在歷史的重要關頭如何把握機遇，如何以非凡的膽略、雄偉的氣魄、杰出的才能、高明的策略與敵人斗志斗勇，力挽狂瀾，化險為夷，建立了名垂青史的蓋世功勛。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兩劇是什么樣子的呢？兩劇所表現的主要內容是蔡鍔被袁世凱調離云南來到北京以后的一段經歷。而這段經歷恰恰是蔡鍔一生中最晦暗、最不景氣的一段時光。如果要說有什么亮點和出彩之處，那就是蔡鍔佯裝消沉，整天去八大胡同與小鳳仙廝混借以麻痹袁世凱。最后在小鳳仙的掩護下逃離北京返回云南舉起討袁護國大旗，終成偉業。蔡鍔和小鳳仙的故事，近百年來已被無數次地加工成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可謂連篇累牘，不勝枚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一部名為《知音》的電影，已經把蔡鍔和小鳳仙的戀情演繹得繪聲繪色，淋漓盡致。此后又有幾部長篇電視連續劇拾人牙慧，大炒冷飯，如《逃之戀》《小鳳仙傳奇》之類，似乎已經倒了觀眾的胃口，收視率并不理想。此番兩劇又來“撞車”“軋鬧猛”，試圖花樣翻新，另辟蹊徑，然而卻事與愿違，大相徑庭。“當前，在某些以歷史真實事件和人物為藍本的文藝作品中，歷史失去了應有的本真，既不是以史為鑒，也不是借古喻今：既沒有歷史春秋的精彩回眸，也沒有歲月風云的形象再現。某些作者不顧歷史的客觀事實，以隨心所欲式的胡編濫造來實踐其‘氣死歷史學家’的宣言。”以兩劇為例。本來，蔡鍔與小鳳仙的交往只是傳聞，并無多少史料依據。要用幾十集的篇幅來肆意渲染兩人的恩恩愛愛，說白了，只能無中生有，向壁虛構。兩劇中的許多細節根本經不起推敲。如《護國軍魂傳奇》杜撰蔡鍔多次在小鳳仙閨房中喝得酩酊大醉，亂發酒瘋，這根本就不符合蔡鍔的品行操守；梁啟超多次潛入云吉班，與蔡鍔密謀討袁大計，既不合理，也不合情；《護國大將軍》編造林鑒秋負傷后逃進云吉班，得到蔡鍔、小鳳仙救護，居然能夠安然逃離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嚴密把守的云吉班，就連三歲小孩也騙不過……此外，《護國軍魂傳奇》編造的清軍禁衛第四營純屬子虛烏有，憑空想象；袁世凱時代的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從未去過川南戰場，而在《護國大將軍》中，編導卻可以代替袁世凱“安排”他親臨川南前線向蔡鍔勸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兩劇中，常識性錯誤也是比比皆是。試舉兩例：參謀部次長、四川督軍應為陳宧（yi），在《護國大將軍》中卻成了陳宦；蔡端明明是蔡鍔的長子，在《護國大將軍》中卻變作了女兒，歷史學家不會氣死，倒是笑掉了大牙！正如有的史家指出：“現在的多數歷史劇中，充斥著英雄史觀、權謀主義、而缺少‘穿透封建權力的思想和對獨裁制度批判的力量’。” “另外，‘情’的成分在當前的歷史劇中占了很大比重，除了陰謀，就是愛情。所謂的‘秘史’，看到的只是歷史人物情感糾葛的私史，歷史進程的真正社會性動因則被遮蔽。”恕我直言，兩劇正是這樣的作品。護國大將軍討袁護國，只能在槍林彈雨、金戈鐵馬的戰場上，而不是秦樓楚館、軟香溫玉的云吉班，也不是金碧輝煌、觥籌交錯的總統府，兩劇花了不少力氣大肆進行《知音》的“拓展和延伸”，可謂避重就輕，本末倒置，只可惜糟蹋了“護國大將軍” “護國軍魂”，如此而已，豈有它哉！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舉世聞名、震驚中外的護國首義和護國戰爭期間，廣大護國軍將士浴血奮戰，殊死搏斗，為推翻帝制、再造共和建立了奇功殊勛，護國（大）將軍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一個集體；這里，我們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名單：唐繼堯、李烈鈞、羅佩金、黃毓成、劉云峰、顧品珍、趙又新、庾恩旸、朱德、劉伯承、賀龍、程潛、戴戡、熊克武、但懋辛、熊其勛、吳傳聲、金漢鼎、胡瑛、楊蓁、鄧泰中、董鴻勛、張開儒、方聲濤、趙鐘奇、葉荃、葉成林、成桄……，可是，在長達三、四十集的鴻篇巨制中，對護國戰爭本身只是蜻蜓點水、浮皮潦草地敷衍了一下，而且只有蔡鍔一個人在那里唱獨角戲，護國戰爭就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勝利了、收場了，袁世凱不打自倒，洪憲王朝主動退出歷史舞臺，這簡直是拿戰爭當兒戲！編導如此不負責任和戲弄觀眾，委實令人齒冷！至于普通民眾和一般戰士呢，那就更不值一提，一邊兒涼快去吧！護國運動是革命運動，也是群眾運動；護國戰爭是護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次群眾性的戰爭。在這場偉大的革命斗爭中，云南人民毀家紓難，急公好義，承受了最大的犧牲，作出了無與倫比的巨大貢獻，歷史將為此鑄成一座豐碑，傳之千秋萬代。據有關資料記載，云南首義后，以向來受協（依靠外省資助）的財力，供應全部戰場的兵費，既沒有濫發紙幣，又沒有抵借外債，除海外華僑慨助一些餉銀之外，幾乎所有戰爭費用都由滇省人民承擔。盡管滇省人民生活已經非常痛苦，但還是把自己的微薄資財罄其所有支援義師。省都督府成立籌餉局之后，一時間，獻錢、獻糧、獻物形成了高潮。許多婦女將自己的首飾變賣，捐贈給義師作為軍餉。此外，因軍餉開支太大，省內許多社會福利事業如敬老院、養老會、仁善堂等慈善機關都被迫停辦。人民對于這一切，含辛茹苦，無所怨言。反而還以私人墊支經費的方式，辦了一些為護國服務的社會團體。例如滇中志士以進步黨之名發起組織演說團，以鼓舞滇民士氣，宣傳護國軍出征情況。演說團創辦之初，需要經費，該社社員考慮到義軍大量出發，需用浩繁，萬不忍于財政艱窘之際，動支公款，故社中開辦費暫由社員私人墊支。又有陳禹平、羅養儒等人為了扶植輿論，聲罪討袁，鼓吹共和，于1916年1月集合同志創辦了《中華民報》，因政府無力撥款資助，所以幾乎所有的辦報經費都由私人墊支。護國第一軍成立以后，由于開拔費籌措困難，遲遲不能出發，總參謀長羅佩金“以數世積累之產，押之殖邊銀行，得銀十二萬元”，捐獻給護國軍，保證部隊向川南進軍。鑒于護國軍兵力不足，“前重慶鎮守使黃毓成又傾家產，自練一挺進軍”補充部隊，在后來的滇南保衛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云南以一省之力對抗袁家王朝，云南人民在斗爭中表現出來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勢沖牛斗，氣貫長虹。當云南都督府成立征兵事務所以后，云南各族青年強烈要求奔赴前線打擊敵人，踴躍參軍成為當時之熱潮。由于廣大青年和原退伍官兵們的熱心愛國、踴躍參軍和應征，云南都督府的擴軍計劃在短期內即順利完成，使云南的陸軍步兵新增加20個團，編制從原有的8團增至28團，加上炮兵、騎兵、警衛軍等，共達36個團，兵力增加兩倍。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云南人民的子弟兵舍生忘死，浴血奮戰，僅川南一線，護國第一軍便有6000余名將士為國捐軀，其中出自講武堂的連排長就達70余人。戰爭的殘酷，犧牲的巨大，被蔡鍔稱之為“自吾國有槍炮后之第一戰也！”文史專家評論說：“護國軍各級指揮官，素以能征善戰而著稱。當時革命黨人，三迤健兒，無不以維護民國為神圣天職，其作戰之英勇，實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據當時的親歷者鄒若衡、祿國藩、李文漢、楊如軒等回憶：蔡鍔總司令身患重病，而扶病指揮，每戰必身先士卒，親臨前線；總參謀長羅佩金出發前曾以手槍自誓云：“勝而進，打死袁；敗而退，即自戕！”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慨；在納溪陣亡之營長曹之驊，身中數彈，仍不退卻，自愿死于戰場；營長雷淦光深入敵陣，奪獲機槍，身中數十彈，竟自忘疼痛，挾之歸營，不幸壯烈犧牲。在保衛敘府（今宜賓）的戰斗中，第三連中尉排長王麟書率領敢死隊反擊龍頭山，奪取敵炮與機關槍，正前進中，腿部中彈，仍繼續猛進，腹部又中彈，猶連聲大呼殺賊，隨即殞命。工兵連連長劉國威奉命守衛敘府城外崔鍋山，全連官兵除一名排長外，全部英勇戰死，敵人為之膽寒。朱德也在當時的報告中稱：“唯是兩營士兵，負傷營長四員，而勇敢銳利，勢不稍衰，實所罕有。”從某種意義上說，云南廣大普通百姓和護國軍官兵也是“護國大將軍”。沒有人民群眾的傾力支持和前線將士的流血犧牲，護國戰爭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可是在兩劇中，這些感人至深的事跡連一兩個鏡頭都舍不得給。我們不禁要問兩劇的制作者，作為主管文化的官員和人民的文藝工作者，你們的屁股究竟坐到哪里去了？！藝術良心何在？！有識之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市場機制的調動，金錢利益的驅使，消遣娛樂的推動，當前歷史影視劇創作統轄在矯作妄構的魔劍之下，消遣性代替了正說性，娛樂性代替了嚴肅性，令人深思。” “對市場的快速捕捉和對一些受眾需求的迎合使得歷史劇的創作者和傳播者根本無暇沉到史料中去，無暇去挖掘歷史的深度。”“歷史影視劇創作中存在的問題似乎與創導人員在創作上的‘絕頂聰明’，卻在理論先導上的微顯‘弱智’有關。創導人員們的理論前導作用相當微弱，導致創作出現偏頗，這就是癥結所在。”換言之，不愿在創作上花死功夫、硬功夫，卻一切向“錢”看，鼠目寸光，急功近利，泡制出來的只能是“廢品”“贗品”。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應該以“市場需求”為理由而替自己把“歷史”制作成一件粗制濫造的商品的行為開脫。在傳者與受者這一對關系中，兩者都不是消極被動的。傳者不是受者的奴隸，被牽著鼻子走，而是負有提升大眾品位，引導其向健康、積極的方向發展的責任。對于歷史正劇的創作者來說，就是向大眾再現歷史的本來面貌及其發展的必然趨勢，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而這并不意味著可視性及藝術審美性的破壞。好在離護國首義一百周年還有四年，我們云南完全有責任、有義務重拍一部最系統、最真實、最全面反映“護國首義”全過程的經典作品，以告慰于一百年前“敢為天下先”創造輝煌歷史的革命英烈，俾使后來者薪火相傳，綿延不絕，續寫彪炳顯赫的精彩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