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 電影有很多場景感覺是帶有極強記錄性質的呈現，幾個主要的角色名字也都是他們現實的名字，與虛構交織的效果很好。看了一半越看越感覺結構上特別像《我自己的愛達荷》，不過《愛達荷》是階級的呈現，本片則是更著重于殖民反思。影片的整體視聽效果非常好，男主的象征性很強，帶有一種觀察者和傾聽者的白人視角，某種程度上像是在“贖罪”，而整個漂泊狀態呈現的也是某種歷史遺留和當下抉擇的呈現。 角色與隱喻，散場就跟朋友在討論男主的狀態是白人的虛偽還是那僅剩的善良？朋友說感覺是都有，感覺也確實是一體的，仔細想了想感覺那種進步的狀態與無力的結合像是失效的左翼，感覺那種想擺脫身份的迷茫是非常獨特的，當然還有那種善良卻無能為力，虛偽卻沒有惡意都是很獨特的弧線，還有結尾處的那種處理，很喜歡象征之“愛”無法抵過階級和種族之間的斷裂的表達，另一個喜歡的就是酷兒身份的處理上，感覺這也是對于白男主體性的解構，作為bottom他是被進入者，仿佛脫離了支配權力，“性行為”是一種政治結構的表達，而不是單純的作為情感呈現，感覺他自始至終像是一個空洞的主體，雖然在中心卻似乎什么都沒有，對比之下女主和男配的設計實在是太鮮活了，而且兩個角色分別從政治（黑人女性）和情感（酷兒身份）兩個方面呈現了極強的主體性， 只是女主性愛那部分感覺還是帶有著剝削，不是很喜歡。影片的名字笑感覺是對于苦難的反抗，是生活，是反抗，而刀則是暴力系統本身，是殖民，是修路。 視聽上，實景拍攝的效果實在太好了，大量的空間都帶有政治表達，以男主的探尋帶出的本土風光是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而不是某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幻覺。影片的剪輯效果也不錯，就是場景的過渡有些生硬。配樂上，其實非常不喜歡那種“蹦迪”音樂比較多的電影，但本片的效果很不錯，感覺那種屬于那種張弛有度的感覺。

以下為導演和主演映后對談內容， 主持人：你們當時是如何選角的？拍攝又是怎么進行的？這是那種特別寬泛的大問題，但基本上，我們在片子里看到的是：三小時半的時間，被濃縮成圍繞三位角色的一連串相遇，很多片段看上去“真實得不像是虛構”，但同時又“精確得不像是真實”，所以你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你們在這之間是如何拿捏，思考“真實”與“虛構”的？ 導演：這部片子的誕生，源于我完成第一部紀錄片之后。那之后我開始多次去幾內亞比紹，在那兒我有機會看到和聽到很多故事，后來我們把那些故事寫成了一種“虛構片”的形式，我們確實有一部寫好的劇本，但在找到演員之后一切都完全改變了，演員們深刻地塑造甚至“改寫”了角色。我找演員找了很久，就像我們之前說的，這次差不多找了兩年。最后我在Instagram上找到了他，是這樣的：我收到制片人和聯合制片發來的很多郵件，其中一封是某個和Jonathan做朋友的人發來的casting提案，在這些提案里就有 Jonathan，我看到這個人整個人就被擊中了，非常驚訝和著迷，我就開始在網上“跟蹤”他，然后我們才真正見面，開始討論。所以在第一階段角色是由演員“反向滋養”出來的，然后我們又啟動了一個很長的過程，我把它稱為一種“協商式創作”，導演和演員之間長時間的協商。我們會在排練之后聊，在拍攝過程中聊，當然，在剪輯階段也還在聊，所以這些角色是在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之中被“做出來”的，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在拍攝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選擇的，是帶有非常強烈政治主觀性的主體，這些主體可以參與到寫作當中，與Cleo和Sérgio也和角色都是如此。選角時，我的主要目標和標準之一就是：我要確保能夠和他們展開這些討論，我知道他們在很多我想要提出的議題上都有非常強烈的立場和觀點。所以這大概就是角色為什么會長成現在這個樣子和為什么在這些地方拍攝的原因。 主持人：那對你來說如何去接近和處理這樣一個角色？因為你之前也說了你去試鏡的時候其實花了一段時間才“讓這件事浮上水面”，讓這份恐懼平復下來。但我猜當你看到劇本，或者剛被選定的時候你并不知道這會是一部需要在多個國家，并拍攝長達六個月的電影，那么對你來說這整個過程是怎樣的？你是如何和Sérgio和Jonathan一起工作，如何在這個劇本內部構建你的角色的？ 女主：其實我沒有拍滿六個月，我只拍了四個月，而且我根本沒去幾內亞比紹，我只在巴黎拍攝，但那也是一種享受。對我來說，去幾內亞比紹就像是終于踏足一個我從小聽說的地方，我最好的朋友來自那里，我們一直在聊幾內亞比紹，聊“回到那里”的事，而我最后是在一個與阿米爾卡·卡布拉爾有關的地方拍攝的，他是為我的國家佛得角（Cape Verde）爭取獨立而戰的人。至于我是怎么構建這個角色的，我必須說這個角色是我和Pedro一起構建的。他是那個“my man”，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笑），就像那個“把一切拋給我的人”。我讀了很多東西，比如黑人作家和黑人思想家們的作品，我也跟很多黑人朋友聊了非常多。按照Pedro的工作方法，他會先把劇本給我，我會把自己的所有臺詞全部背下來，然后我開始工作并思考：這個女人可以是什么樣的。第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身體。我的身體在歐洲的時候和在非洲的時候是不一樣的。在非洲我感覺自己放松得多，也自由得多。于是我就在想要怎么把這種身體上的“自由感”帶到她身上。在這個基礎上，我又在想：我不想演一個“強勢的黑人女人（strong black woman）”那樣的刻板印象。我也想要她的脆弱，她的人性，我希望她是一個“完整的人”，我一點都不想符號化她，我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我絕不希望有任何黑人女性走進影院，看著這個角色，心里想：哦，又是這樣，又是這一套，拜托別再來一次了。這真的是我一直非常在意的事。我不停地跟Pedro談，一直在思考和提問。至于和Sérgio的合作，則更多是我們要找到一種化學反應，一種我們之間的化學反應并且要把我們之間那種張力帶到銀幕上，而和Jonatha 的合作就好像……我也不知道，像是遇到了某種“靈魂伴侶”，那種感覺就好像：“這一輩子都認識這個人”，我真的沒法解釋。我們第一天在一起工作，然后我們就“在一起”結束了整個過程，即使和Sérgio拍完的時候已經在另一個地方了，我和Jonathan還是保持著那種連接，所以總體上說這是一個和Pedro大量對話也做了非常多功課的過程：從他怎么走路，到他怎么坐、怎么說話。 主持人：就我個人而言，在“路線片，旅途片和公路片”這個傳統里，這部電影給我的一個很強的感受是主角是那個最被動的人，也許甚至可以說是“相對不那么有趣”的那一個，他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一個借口，一道入口，讓我們有機會去遇見和去觀察其他人，其他處境和其他現實。當然，他在某種程度上也像是“我們這些人”的一個縮影：“我們”，歐洲人和葡萄牙人，所以我很好奇，這是你一開始就想要玩的東西嗎？也就是說：讓所謂“男主角”其實變成整個結構里最弱的一環？還是說，這只是你在創作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某種拼貼，一種“壁畫式”的東西或一系列不同的情境拼接出來的？ 導演：我不太確定“弱”是不是最準確的詞，但確實這個角色主要是建立在“聆聽”之上的。我想要的是，讓Sérgio成為一個載體，一個讓我們可以進入所有這些視角，立場和觀點的“通道”。在電影里，我們不斷得到各種視角，而這些視角本身似乎都足夠強大，足以自洽也足以自我封閉，以至于我們不斷被弄亂，我們很難再去判斷在某個特定問題上，哪一個立場才是‘正確’的？”Sérgio這個角色就是通過“主要是聆聽而不是行動”的方式，在“表演”意義上的行動之外把我們帶入這條路徑和這段旅程。所以我覺得他的特殊力量在于：他的沉默以及他的“缺席”或“省略”。這個角色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他在什么時候無法察覺和什么時候沒有意識到，而在什么時候，他其實是有意識地選擇不去行動和不去發聲。于是，觀眾就被引導著去進行一種“自我識別”，我們會開始意識到在我們自己的生命中，有多少個他那樣的瞬間，有多少次我們選擇了不行動和不說話。 主持人：我覺得這非常具有力量，尤其在當下，你知道的，在加沙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之下。今天在這里放映這部電影，我自己也再次被這種感覺擊中，我今年已經看過這部電影很多次了，但今天再次放的時候，我又被他那種“被動”深深惹惱。 導演：而對我來說，正是這種對 Sérgio 既認同又厭惡的過程，讓我們被迫去回看那些“我們本該行動卻沒行動”的瞬間。這就是我希望開啟的東西。我不希望這段旅程是封閉的，完結的。 觀眾：這是一部非常震撼的電影。我想問一下Horacio這個角色。他在聚會里那段演講，在他差點和Sérgio打起來的那場戲里，那段演講實在是太精彩了，充滿了洞見，非常有力量。但大概半小時之后，在健身房里，他又被呈現為“只是另一個腐敗商人”，幾乎是一種“腐敗商人”的刻板形象。在那個瞬間，我感到有點失望，但在影片結尾我又意識到：你也許正是在試圖避免給這些復雜問題一個簡單答案。所以，你能不能談談我對Horacio的理解是不是對的？還是我漏掉了什么？ 導演：Horacio其實是一位來自安哥拉的藝術家與表演者。他在安哥拉是非常知名的當代藝術家：表演者，音樂人，詩人，還有很多其他身份。我就是想去和他，和他的作品一起工作，他的名字叫Nástio Mosquito，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羅安達，那是 2006 年，我去那邊短期工作。在那段時間其實直到現在在葡萄牙一直存在一種視角：我們會用一種“道德主義”的，簡化的觀點去看像安哥拉這樣的國家，我們會說那是“被腐敗精英統治”的國家，說那是只有裙帶關系，只有貪腐的國家。而Nástio和他的朋友們在這一點上非常尖銳，他們一直在教我要對這種道德主義保持批判。他們會問：你能告訴我哪個國家的精英不腐敗嗎？你能說出一個不存在裙帶關系的國家嗎？我今天跟我孩子在一起，我們去了白金漢宮。他問我：這些金子是哪兒來的？是來自巴西嗎？所以對我來說令人震驚的是在2025年我們在談論非歐洲國家時，仍然在使用這種道德主義的話語。而我們都明明知道，世界歷史上最深刻，最系統的腐敗與裙帶關系，最大得盜賊，就在我們腳下（英國）。關于Horacio這個角色當我和Nástio一起討論時我們一開始就決定，我們希望他一方面像“魔鬼”一樣存在于影片中，但同時他又必須擁有影片里最清晰，最有邏輯和最可理解的論述，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如此。在健身房那場戲里，他對Sérgio說的話，我不太確定字幕有沒有完整傳達，大意是：我不是讓你選 A 或選 B，我只是說你必須要表明立場，你必須決定，你必須盡快決定。我才可以幫你。在他身上，我覺得有一種非常自覺的“曖昧性”，而這種曖昧性是為了最后能抵達那段對話，是一種被“有意設計”的曖昧。 觀眾：選角真的太棒了。我也非常喜歡影片中對語言的使用，我想聽你多說一點這個部分。我會說幾種語言，在觀看的時候，我感覺自己一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語言之間跳來跳去，有時候我覺得有兩種語言同時在說話。這種效果太好了，它真的給這部電影帶來了一種豐富性，我想多聽一點你們對語言選擇和處理的想法。 導演：除了我和這個國家之間有非常深的個人關系以外幾內亞比紹是一個有著極強抵抗歷史的國家，我們葡萄牙從法西斯主義統治中解放出來，很大程度上也依托了幾內亞比紹等地解放斗爭者的力量。但在這之前，幾百年間，那片土地上對所有帝國的抵抗史都非常漫長堅定。直到今天，這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大概只有一百五十萬人。但在那兒日常使用的語言依然有五十多種。在這些語言之外還有葡萄牙語和法語的某些影響，以及克里奧爾語，所以在語言層面，它是一種極度豐富的文化。很多家庭里會同時使用幾種語言：父親的一種語言，母親的一種語言，街上的語言，孩子們就這樣自然地學會多種語言。我也希望在電影里有這樣的反映：在同一片領土上，幾種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存并互相滋養。 觀眾：我也想表揚這種語言實踐，文化實踐在電影里織成了一幅圖景，太美了，我們在電影里不常看到這種東西。我還想夸一下你們的特寫鏡頭，我已經很久沒在一部電影里看到如此大量的特寫，而且用得這么有力量。真的非常強大。就你的角色而言，我還在想：是不是幾乎沒有一場戲，你是以同一種造型出現的？我覺得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對你角色的一種隱喻：她如此復雜，以至于她從不以同一種形象出現。這會讓觀眾不斷地再確認：“哦，這還是同一個角色嗎？”這迫使我們持續地注意，持續地閱讀這個人物，我覺得這種復雜性通過這些影像被傳達出來，非常美。那些畫面非常震撼，非常難忘，真的太美了。其實這也算一個問題：你在片中有沒有哪一場，是以同樣的服裝和同樣的發型出現的？ 女主：我不太記得了，也許有那套橙色辮子發型的造型？可能是在中午和家人一起吃飯那場吧？我想應該是那一次。但那其實是Pedro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很多人會以為那是一個“女演員的自我設計”，但其實不是，是Pedro提出來的。 主持人：這是一個短版的電影，我聽說有一個五個半小時的版本，那個長版會在多克里斯本放映。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構建這個五個半小時版本的？你在那里面做了什么？這些素材在長版里承擔什么功能？長版里是不是有更多旅行的段落，更多路上的場景？因為在這3.5小時版本的結尾，我甚至覺得還能有更多對鄉村的延展和更多城市敘事。在這五個半小時但目前還沒在英國放過映的版本里，是這樣的嗎？ 導演：嗯，其實有三場主要的大段落被剪出了這個版本，還有其他一些。當我完成上一部電影之后，我給自己立了一個“賭注”，我要在“語言的直白性”和“思辨的密度”這方面再往前走一步。同時在“時長”這件事上，也要去探索一種真正與世界相匹配的延展性，一種和“未來挑戰”有關的延展，所以我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必須拍一部非常長的電影。因為說實話，我對這次的主題非常害怕。這個主題非常敏感，尤其是以我所在的位置，在葡萄牙和歐洲去拍這樣一個題材時我必須極其謹慎，我知道自己不能跳過任何復雜的層次。所以這部片子一開始就非常長。我的初衷是做兩個對象：一個是盡可能把這些關于語言，世界和政治反思推到極致的版本：完全直白，極其拉長的時長與節奏。另一個版本，則應該在我最初的設想中，短一些，對話少一些。但剪這個3.5小時版本的剪輯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巴西剪輯師（聽不太清楚可能是Karen Akerman），剪到某個階段時她跟我說：不行，我再也剪不下去了，再剪的話，這部電影就要失去它的靈魂了。所以，長版主要是：有非常長的討論場景。我可能會讓你有點失望，但我自己覺得那些是整部電影里最好的段落。 主持人：我們現在也在認真考慮把那個版本在這里（英國）放映。到時候就有機會再回來，你們就能再看一次這個版本。 觀眾：片名這個問題，現在英語片名顯然和葡萄牙語片名完全對不上。葡語原名是什么意思？為什么被改了？ 導演：葡語原名是 O Riso e a Faca，意思是“笑聲與刀刃”，這也是他們在車里唱的那首歌的名字。所以你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在片中聽到過原名了。發行那邊覺得這個標題“商業性不夠”，于是…他們說你可以從那首歌的歌詞里隨便選一句出來當國際片名。 觀眾：我們都知道非洲是一個非常大的大陸，很多國家之間也有相似之處。但我想問：為什么是幾內亞比紹？在片中你們對這個國家的呈現如此原始，如此美麗，我很好奇為什么不是別的國家。 導演：因為我和幾內亞比紹之間有一段很長的私人關系，我第一次去幾內亞比紹完全是偶然的，當時我在毛里塔尼亞，和我一起旅行的同伴說：我特別想去幾內亞比紹看看。我說：好啊，那我們就去。到了那里之后我看到的完全是一片與在葡萄牙長大的我們所想象和所聽說的完全不同的國家，那種差異令人難以置信，那里有非常強烈的抵抗歷史。后來我在北部的村莊里住了好幾個月，和Felupes族的人在一起生活，在那里我曾經用來理解世界的許多觀念都被徹底動搖，被挑戰。之后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里，我總是帶著一種感覺，一方面我可以借此從外部看自己，從那里看我的文化看我來自的國家，另一方面我又總是想我要和這段關系一起做點什么，我想用電影來呈現這段關系，這是一種非常強烈的連接，在葡萄牙我們并沒有把它當回事，但其實我們和幾內亞比紹之間存在一種深刻的文化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