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這個紀錄片，想起以前寫過一篇關于查特文的專欄。 在死后不久出版的文集《我在這里做什么》中，布魯斯·查特文寫道他在云南旅行時感染了一種“罕見的真菌”，他的健康狀況因此急轉直下。我們現在知道，所謂的“真菌”，其實是當時剛發現不久的艾滋病毒。查特文的同性戀生活——緋聞對象包括很多文藝界人士——最終給他帶來了致命一擊。去世時，這位炙手可熱的旅行作家還不到50歲。 查特文曾經這樣評論他最喜歡的旅行作家羅伯特·拜倫——紳士、學者和鑒賞家，稱他的《通往中亞之路》是大師之作。在我看來，這樣的評語也同樣適用于查特文本人和他那本《在巴塔哥尼亞》。 《在巴塔哥尼亞》是查特文的處女作，1977年出版后，被譽為“重新為古老的旅行寫作注入了活力”。 在短暫的一生中，除了巴塔哥尼亞，查特文還曾遠行中國、西非、澳洲、阿富汗、巴西、美國，當然還有歐洲國家。他的第二本書是關于19世紀達荷美地區（今天的貝寧）的奴隸販子德·蘇扎的。他為此專門前往貝寧，經歷了一場政變，被當作雇傭兵逮捕。隨后，他寫過一本有關威爾士的小說，一本澳洲土著的小說，以及一本鐵幕下捷克斯洛伐克的瓷器收藏家的小說。 查特文在英國風靡一時，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當戰后的作家們只關心英國本土的雞毛蒜皮時，他卻開始津津樂道地談論遠方。此外，他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時而在倫敦社交聚會上侃侃而談，時而蹤跡全無，然后從亞馬遜叢林里寄來一張明信片的自我形象。如今已經很難想象，一個旅行作家可以成為這樣的社會名流。但在當時，查特文的確堪稱文藝界的寵兒。證據之一是，羅伯特·梅拍過的唯一一張穿著衣服的男性照片，主角就是查特文。 在我閱讀過的旅行作家中，查特文始終是最特別的一個。我喜歡他這個人，勝于他的寫作本身。讀完很多旅行作家的書，你往往會記住書中的某個片段，但是我從來記不住查特文寫了什么。 現在我已經記不清《在巴塔哥尼亞》里的故事，但仍然清晰記得那種感受——那種奇妙的震顫。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閱讀寫捷克斯洛伐克的《烏茨》和寫威爾士的《在黑山之顛》上。 我喜歡查特文的氣質，相比他的寫作，我更希望了解他在寫作之外的生活和思索。《陽光之下》一書是查特文死后，由妻子整理出版的書信集，里面甚至收錄了他在旅途中寫給別人的明信片。這本書我時常翻閱，每次都讀得津津有味。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把這本書放在床頭。 正是因為這本書，我了解到查特文死后將自己旅行中使用的Moleskine筆記本捐給了牛津大學的博德里安圖書館。在牛津大學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圖書館調閱查特文的旅行筆記。 我調閱的是查特文1974年12月在巴塔哥尼亞旅行時用的筆記本。標志性的黑色Moleskine，皮面，96頁，護照大小。裝訂已經有些松散，但字跡依然清晰。我仔細翻閱著每一頁筆記，有的用的是藍色圓珠筆，有的用的是鉛筆，還有的地方貼著剪報。我辨識著其中的地名和人名，偶爾翻閱一下手邊的《在巴塔哥尼亞》，看看筆記中所寫的與書中所寫的有何異同。因為興奮，我的手微微地發抖。

我花了整整一個下午，閱讀這本筆記。當我合上筆記本時，夕陽正掠過博德里安圖書館的窗欞。我想象著查特文寫這些筆記時的情景。他寫了個便箋，就辭去《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職務，飛到秘魯首都利馬。然后從那里出發，花了一個月時間，最終抵達巴塔哥尼亞。我偷偷翻拍了筆記本的內容，希望將來去巴塔哥尼亞旅行時能夠帶上這些照片——就像多年前查特文去阿富汗旅行時帶上羅伯特·拜倫的書一樣。 查特文一生關注的母題是“游牧”和“人類的不安”。在他看來，人類內心的不安正是通過游牧，或者說游蕩行為加以緩解的——這也是旅行癖最深層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但我相信，查特文的迷人之處就在于他那不安與游蕩的氣質——其魅力就像那種“罕見的真菌”，稀有而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