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少女莫尼卡有一個愚蠢粗俗的家庭，她的酒鬼父親和一個生育力強大的母親在電影中很常見。這個女孩身邊沒有可以交談的朋友，只有想占她便宜的男人，這些人對她所持的態度惡劣，而且她似乎對此早已習慣。她喜歡看電影，她看電影不是為了快樂，也不是為了在電影院勾引男孩，她看電影的目的很實用，就是按電影里的情調設計自己愛情中的細節，讓生活模仿藝術。這是《包法利夫人》中愛瑪的狹隘樂趣。這個已經被福樓拜揭示得很清楚。但是這種樂趣如此普遍，多少代人仍照行不誤。對藝術家們來說，藝術的真諦就是模仿生活，而對普通人來說，生活的意義就是模仿藝術，藝術創造出多少愚蠢的角色，生活中就有多少重蹈覆轍的傻瓜。哈列是個正常的孩子，比莫尼卡大兩歲，他五歲的時候母親死了。他生活在一個單親之家。他希望自己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他愛著莫尼卡。當莫尼卡按電影里的情節讓他來一個吻的時候，他的表演中規中矩。當她不顧一切的辭掉自己的工作，要獨立自由地生活的時候，他也不顧一切的與她一起私奔。但他不知道，莫尼卡是因為無法忍受正常人的生活才離家出走的，而他的目的卻想要一個男人在外掙錢養家，妻子在家撫養小孩的正常家庭。他們結了婚，并產下一個小孩子，然后，她終于受不了了。但她又能怎么辦呢？只能做錯事以便挨上一頓打。然后，她就更受不了了。但是她又能怎么辦呢？只有用老辦法，一走了之了。如果他們沒有孩子，這事只能成為一些笑料，但是一旦故事中出現小孩子，人們就很難笑得出來了。當他們的命運看起來比他們還蠢的時候，他們就處于極大的悲劇中了。他們有夢想卻無論如何也實現不了。古典悲劇的主角是英雄，現代悲劇的主角都是夢想家。本片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現代悲劇，它不象古典悲劇那樣塑造一個完美的好人然后讓他遭遇毀滅。現代悲劇的悲劇性是創造出美好的生活美夢然后使之破滅。如果說悲劇的一個要素是可怕，那么，古典的悲劇總是把悲劇的可怕性發展到崇高的境界。悲劇中的可怕性可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劇中人走在一種錯誤的道路中，第二層是他意識不到自己走的路是錯誤的，第三層是當他意識到他是走在可怕的道路上時他仍然要走下去。只有把悲劇中的可怕性發展到第三層，那才能達到藝術上的崇高。但是伯格曼的這種現代悲劇呢？他僅發展到第二層，就止步不前了。他不在想成為一個美學上的的標桿，而只是想成為一個諷喻式的訓誡，一個幫助人不重蹈覆轍、不老是犯傻的戒條。從這方面來說，伯格曼確實是個道德家，但是他又不是一個普通的道德家。本片的可貴之處還在于細節真實，生動必須要求真實，不是一般的真實，而是真實到讓人驚奇，只有驚奇才能產生藝術上的美，美消除乏味。也就是說，只有真相讓人驚奇的時候，真與美才會相結合，當然它們還沒有與善相結合。從這里又能看到現代悲劇的又一個特點，那就是它雖然是倫理學意義的，但是它的美卻不是來自于善，而是來自于真，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倫理學。在影片中，最為精彩一筆是當莫尼卡和她男友哈列在私奔的途中遭遇多次打擊以后，她這樣問自己：“為什么有的人總是有好運氣，而有的人卻永遠沒有！”這句拷問道出了“夢想家”獨特之處，那就是總是確信自己會交好運，而且正是這種心理把也把夢想家和普通人以及動物區別開來。在這部影片中，我們還可以領略一下伯格曼是怎么純熟的運用那種悄悄的橫搖鏡頭來表現人心理中潛伏的怨恨，以及一種獨特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