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于電影世界《薩拉熱窩之死》是波黑導演丹尼斯·塔諾維奇的第七部劇情長片,十四年前他即憑處女作《無人之地》斬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然而這卻是他第一次全程取景于自己的家鄉——波黑首都薩拉熱窩。《薩拉熱窩之死》是一則巧妙的影像寓言,電影的所有場景都 發生在一家薩拉熱窩的豪華酒店之內。這家極具標志性的酒店是為了 1984 年冬奧會的接待工作而興建的,見證了波黑歷史上許多關鍵時刻。電影開頭,酒店的經理 Omer 正在焦頭爛額地籌備著一場歐盟晚會的籌備工作。為紀念“薩拉熱窩事件一百周年”,歐盟主要領導人都將悉數到場。為了配合這一重要的紀念活動, 當地電視臺正在酒店天臺上錄制一檔特別節目,言辭犀利的女記者和一名與一百年前刺殺費迪南大公兇手普林西普同名的嘉賓發生了激烈的辯論。與此同時,酒店的底層職工們則緊鑼密鼓地策劃著一場罷工。兩個月沒有領到工資的他們,希望借由歐盟晚宴的契機,引起更多媒體的關注......在這危機四伏的時刻,酒店中一觸即發的緊張空氣,似乎也折射著當今歐洲政治格局的荒謬與脆弱。解讀《薩拉熱窩之死》與對巴爾干半島這一永恒的地緣政治中 心的了解密不可分,這個俗稱歐洲火藥庫的區域匯集了多樣人種和宗教,一向以紛爭不斷戰亂頻發聞名。人種混居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從未真正得到解決,人們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是與同民族、同宗教的人更為親近,還是與拿著同樣護照的同胞更為親近?南斯拉夫解 體后爭執血腥事件頻發,這個地區似乎沒有過安寧的時刻。在波黑, 苦痛的歷史、人性的悲劇仿佛并沒有讓多少人認真地思考未來—— 如今巴爾干地區國家相繼獨立,但這個不甚穩定的過渡時期還要持 續多久?如何在未來達成理想的和平共處?電影隱含的暗諷元素可以從法國貴賓、知名演員雅克·韋伯的演講中窺探一二。演講稿直接摘自Bernard-Henri Levy的劇作《歐洲大飯店》,該劇也正是導演的靈感來源。誤裝監控器這一情節記錄 雅克的準備過程,這種略詼諧的呈現方式或許又是一種深刻的反思: 以歐盟為典型案例的各國交流,尤其是近年來東歐國家的加入,看 似是各國放下舊恨合作共贏的絕好契機,實際卻是荊棘遍布的危險地帶。甚至有人質疑這不過是技術專家官員倒弄的權貴俱樂部,在 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愿景與初衷仍是巨大的問號。演講臺詞總能令人熱血沸騰,但隔著監控器觀察卻有了反諷色彩。歷史橫亙在眼前, 好像一場永不停播的戲,人們尚未清理地上的血跡,就渴望鋪就一條通往未來的星光大道。影片的另一條線索是酒店普通員工策劃的罷工事件。以大堂領班 Lamija 為代表的年輕人,雖然外表看上去是充滿熱血、渴望變革的新一代,面對困境卻往往無能為力。他們為之奮斗的不是所謂 的美好愿景,而往往是一念私心——干練的 Lamija 面對經理近乎委曲求全,而小伙子更是在聽到經理對 Lamija 預謀不軌時心生恐 懼選擇逃離。老一輩習慣了沉默不語,機會主義卻又盛行于年輕群體,急需變革的波黑社會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歷史,更來自這些活生生的個體,他們究竟該如何應對個人及社會的危機。天臺上女主持人 Vedrana 和普林西普的對話為影片添加了一絲批判思考的色彩。第一個受訪者是個掉書袋的歷史專家,與普林西普的激進的性格形成鮮明對比。他們討論的話題離不開對普林西普歷史定位的爭議,塞爾維亞族人堅稱他是英雄,是先驅,是民族 國家的捍衛者,然而另一方卻認為他不過是魯莽暴力的恐怖分子。Vedrana的回答某種程度上表達了導演的希冀,普林西普就是一個孩子、一個理想主義者,天真執著地相信刺殺不義的占領者可以改變一切、可以帶來正義,殊不知世界不會因此變好,人性使然。導演并非要植入意識形態,而是希望在觀眾心中掀起波瀾,正如Vedrana和普林西普的熱烈討論,歷史無法忘卻,而當下所需要的是觀點碰撞與相互理解,去直面而非逃避,即使這一切令人痛苦難忍。普林西普誤死的結局似乎暗喻著宿命輪回,犧牲者常常是最直率的,因為他們信仰變革,而幕簾背后的人總能迂回地找到生存之道。比如 Omer,當看到監控中的他走出辦公室、穿過酒店大堂時,鬧劇散場了,留下無需細解的荒謬。影片通過監控影像巧妙地體現時間進度,故事全部發生在 85 分鐘之內,這種緊張感為觀賞性加分不少。中國觀眾對于巴爾干地區糾結的歷史相對陌生,《薩拉熱窩之 死》就像是一把鑰匙,巧妙地為之開啟一扇關聯歷史與現實的大門。沒有人能夠與過去脫離,更別說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導演所希望的,是觀眾在看完片后,有那么一絲深度思考,有那么一點嚴肅展望, 不僅是關乎薩拉熱窩,關乎波黑未來,更是關乎這個因全球化而緊密相連的世界。